百年“嘉靖说”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

《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比较权威和主流的观点，但反对的声音亦未销声匿迹。近30年来以张国光、石昌渝等为代表学者提出的嘉靖说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并得到不少学人的响应，大有取代元末明初说之势。文章在爬梳大量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学术史的视角对嘉靖说的学术源流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回顾和反思。     

论北宋真宗、仁宗时期关于甘青蕃部的民族立法问题

宋真宗和仁宗时期,为对抗西夏,北宋政府竭力经营甘青吐蕃诸部。与恩信稳边、“联蕃制夏”的边地民族基本政策相适应,在法律上,北宋制定了许多针对甘青蕃部诸族的民族法律法规,内容涉及行政、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本文试就此问题及其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中所起的历史作用略作探讨。     

论乾嘉之际的诗歌思想与创作精神

乾嘉之际不仅是清代历史的转折点 ,同时也是清代诗史的转折点。和清代中前期相比 ,这一时期的诗歌思想与创作精神突出地表现出几个特点 :分门别派的观念 ,特别是祖唐祧宋的争论趋于淡化 ;尊重个人情性日益成为广为接受和重视的创作原则 ;在此基础上 ,不甘比附而渴望自树风格、自创一家的理论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这几个方面互相促动、密不可分 ,而尤以尊情重性为核心 ,它构成了乾嘉之际诗歌界起伏涌动的大趋势     

清同治年间新疆借师助剿动议的破产

同治年间新疆变乱 ,当地官员欲借俄兵助剿 ,清廷担心会带来诸多后患 ,同时认为此举并非自强之策 ,加上当时新疆兵力单薄 ,不具备借师助剿所必需的条件 ,因此 ,未敢冒然从事 ,使其动议破产     

嘉靖言官:戴着镣铐起舞

由于世宗对言官的厌薄、憎恶情绪,嘉靖朝言官得祸独重,备受摧抑。忠于职守的言官不屈的抗争,使嘉靖言官的气节闻名史册。但皇权的打击埋下了言官群体分化蜕变的祸根。嘉靖言官的悲怆历史,揭示了明代监察机制中存在的对最高权力约束的无力及监督手段单一落后等缺陷。     

嘉靖《河州志》考述

嘉靖《河州志》是河州历史上第一部方志,该志成书后曾被多次修订、增补,之后的嘉靖《河州志》内容比原文多出了一倍有余。因此,今日所见嘉靖《河州志》已非初修之版本。嘉靖《河州志》的特点在于：难能可贵的原创性;不可或缺的边镇特色,这其中包括嘉靖《河州志》对于屯田的关注,对于河州卫所规模、里甲、体制等特殊性的记载;鲜活的移民文化;不无遗憾的简约;等等。     

嘉靖前期监察制度改革述论

如何更好地发挥监察官的作用,是明朝统治者十分关注的一件大事。嘉靖前期,张璁、汪鋐、王廷相等人在世宗的支持下,先后采取了切实的步骤,对监察队伍进行清理与整顿。他们推行科道互纠之法,严格考汰言官,使其能够相互监督和牵制,以确保监督的严密化和言论的相对客观性。然后在此基础上更新宪纲,规范言官的行为,使其能够忠于职守,进一步完善了监察制度。     

《水浒传》成书时间新证

现存文献中 ,最早著录和评论《水浒传》的是明嘉靖时期的一批学者。本文从《词谑》入手 ,通过考证崔铣、李开先等评论《水浒传》的时间 ,从而断定《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下限应不晚于嘉靖九年 (15 30年 )。通过对《词品》、《戏瑕》、《百川书志序》的细致分析 ,再结合杨慎与崔铣、文征明之间的关系 ,推断出《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上限应不早于嘉靖三年 (15 2 4年 )。《水浒》在嘉靖初年成书与嘉靖初年的社会状况相契合     

唐休璟晚年历官考论

《〈两唐书·唐休璟传〉补阙》一文较详细勾勒了唐休璟传奇的一生,然而关于唐休璟一些经历,特别是对其晚年事迹的叙述颇显粗。文章通过对唐休璟历官的考察,结合武后至玄宗时期政局来探讨个人活动的深层原因以及历史环境与个人的互动。     

论汉代中枢藏书之确立、变迁及其影响

两汉中枢藏书史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藏书文化产生发展的重要转折点。随着两汉政权相继建立、巩固和藏书业的发达成长,势必积极创造条件对图籍予以重视和爱护,藏书机构和典藏处所也就应运而生了。当然,其中难免厄运丛生,即使在秦末、王莽、董卓一时战火动荡的年代,有志之士也并未忽视图籍存在的价值与地位,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征集、保护和研究体制,这是讨论的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