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准喀之战与喀尔喀附清

17世纪中叶，漠北的喀尔喀部统治者由于内部争斗，实力大损，被上升期噶尔丹击败。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审时度势，向清朝归附，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作出了贡献。     

清康熙时与台湾郑氏之和战及其历史启示

清初台湾郑氏政权逐渐蜕变为与清政府相抗衡的地方割据政权,且日渐腐朽。康熙初年一个空前未有的幅员广阔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正在形成。台湾与大陆的统一已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清政府力主和谈,促成统一,坚拒“别立乾坤”。澎湖之战后,郑氏政权终于做出正确抉择,实现了统一。其间之和战给予我们深刻的历史启示。     

清廷康熙朝的西藏政策

康熙朝清廷的西藏及黄教政策,是入关后清廷藩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对关外藩部政策的继承,更是康乾盛世下清廷对藩部政策的创新。而具体到清廷康熙朝的西藏及黄教政策而言,它不仅成功地将准噶尔势力逐出了西藏,而且开始将西藏的僧俗事务纳入到清廷行政管理范围之内。其后期政策虽存在某些不足,但从总体上看,清廷仍成功地使西藏日益成为清中央政权管辖下的国家重要组成部分。     

从草原文明向游牧、农耕混合型文明之演变——论康熙朝清廷与蒙古各部之关系

康熙朝的蒙古政策是在继承清初历任政权统治政策的传统基础上的大胆创新。他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发面加强了蒙古各部同清中央政权下各民族的融合,以此来为统一而非一统的国家提供坚强的统治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康熙朝的统治从历史观上讲,推动了各蒙古文明的进程。法律的强化、文化的推广、科举制的实行、农耕的引入、政权参与的扩大等方面的努力促进蒙古各部从单一的游牧式牧业文明向游牧、农耕混合型文明的转化,并使之取得了很大的经济与文化成就。     

论康熙以“理”治国的理论与实践

在熊赐履等理学臣僚的影响下,康熙的理学思想形成。但是真正将理学付诸治国实践则与“三藩之乱”密切相关。康熙以“理”治国思想的内容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将厚风俗、正人心视作国家长治久安和实现“敦庞之治”的根本途径;二是树立了“端本清源,源清流洁”的吏治与法治观念。汤斌受重用与被谴责的过程鲜明地体现了康熙对理学臣僚始而寄予厚望、终而大失所望的心态,也最终导致了他对以“理”治国思想的反思。     

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中有关来华西方传教士的部分 ,是研究当时中西关系的重要史料。经过笔者清理 ,其中载录来华西方传教士已达一百余人 ,一些人的汉文名字还为他书所不载。另如教皇特使多罗离京时间、康熙帝致罗马教皇信函颁发时间等重要问题也都因奏折所载内容应然而解。除此之外 ,康熙朝奏折还从新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具体活动内容和康熙帝积极招徕挟有专技的西方传教士来华献技的情形。同时 ,还详细显示了礼仪之争后康熙帝为争取教廷对中国立场的理解而三次遣使、四次致书及由允许传教到部分禁教再到全面禁教的全过程。这些表明 ,研究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和清朝政府有关政策的转变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有着极高的价值     

论康熙的文艺政策

康熙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也是一名饶有成就的文学艺术家。他凭借帝王之尊的地位,实施了一套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有利清王朝政权巩固的文艺政策。具体表现为:明确文艺在其治国方略中的地位,开科取士以重铸文艺的创作主体,编纂文艺典籍以圈定士子的学习范围,优礼文艺人才以结其心,反对浮饰之言以提倡文质适中的文风等。     

长安之旅:康熙帝西巡探讨

康熙四十二年秋冬之际,康熙帝巡幸西安,以往被看作是经营和抚定蒙藏边疆之举,从西巡的主要内容来看,一是考察吏治民风,属于对内行政,也是儒家治国理念中强调的,借以表达对儒家治国政治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是练兵阅军,强调军队的战斗力,表明重视骑射的清朝国策。康熙帝通过密切君主与臣民关系、祭奠山川与名人树立了认同儒家文化与中国历史的勤政爱民的圣君形象。无论是西巡的内容还是表达的意义,都在展示以儒家政治文化治国的象征性,阐释着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康熙朝对内蒙古地区汉族移民的政策浅析

因为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康熙朝对内蒙古地区汉族移民的政策,在其统治的初期和中后期有着明显的不同,本文将康熙朝对内蒙古地区汉族移民政策进行分析研究,简要论述其移民政策转变的原因以及相关过程。     

康熙“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辨

康熙自言"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在语境上表现出"满蒙一体"的融合局面,这句话也往往成为研究者高度赞扬清廷对蒙古怀柔政策的佐证,认为"以蒙古为长城"是18世纪清政府重要的战略方针之一。事实上,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并没有消失,康乾时期清廷在长城沿线重要关口均驻有重兵,且清朝之所以能够"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离开了对叛乱和离心倾向的镇压,离开了在内外蒙古设置的军府,仅仅靠所谓"施恩",是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