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智《天方性理》的主旨及影响

《天方性理》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人的心性问题，即人如何通过心性之功修而复归真主的问题。《天方性理》自刊行不久，便从学者群传至普通穆斯林大众，从穆斯林社会传至主流社会。《天方性理》之所以能在全国获得普遍认同，在于其理论的精深性、动态性、通俗性，也在于其体现了明清以来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的最高成就。     

“正史”宦者列传的宦官意识略论

司马迁所创立的《佞幸列传》含佞臣、外戚、宦官三者,后代正史在此基础上有合有分,但总的体例类分原则仍循迁制。史臣多从儒家伦理和以史为鉴的理念评定宦官的所作所为,总的倾向是负面的,但也受宦者本身的历史形象和史家所处情势而有所演变,并非一概贬抑。     

两宋《列女传》版本的“还原”与“新变”

刘向《列女传》版本面貌在历经东汉、六朝至隋唐五代的一千余年间基本保持稳定,未有大的改变。进入两宋后,《列女传》的版本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北宋嘉祐年间学者们对《列女传》复古还原尝试开始,一直到南宋嘉定七年蔡骥的修订,在历时一百五六十年的改编过程中,宋人本着还原刘向原来编定《列女传》的宗旨,彻底改变了至少从隋唐以来十五卷本一花独放的局面,取而代之的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八卷本的渐渐流行。与此同时,宋人改编的心态也在悄悄发生着改变,这也决定着此后《列女传》版本发生的微妙变化。在两宋《列女传》版本的改编、流通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文化因素。     

刘沧与晚唐七律的发展——从刘沧与许浑比较的角度

唐代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创作繁荣出现的时间先后不同。五言律诗在盛唐就已出现广泛创作的盛况,并持续到晚唐,而七言律诗在中、晚唐才迎来其创作盛况。李商隐、许浑、刘沧是晚唐七律创作成就最高的诗人。李商隐七律诗属于天才诗人的创造,具有唯一性,而许浑的七律诗具有匠人气,更具代表性和普遍性。从题材与主题、意象与色彩、声律与对仗诸方面比较刘沧与许浑的七言律诗可以发现,它们的内容与艺术技巧大同小异,缺少个性,反映了李商隐、杜牧等名家之外一般晚唐诗人七律诗共同的创作倾向：思想平庸,感情压抑;重视表达,注重技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充分掌握七律诗的创作规律和技巧后,力图在规则之外寻求变化,在工整之外追求拗峭,在熟悉之外探索陌生和清新。这意味着唐代七律乃至唐诗发展的一个周期性的结束。     

论《韩诗外传》的《诗》学性质及特点

关于《韩诗外传》与《诗》学的关系,东汉班固、南宋陈振孙、明代王世贞均认为与解《诗》无关,特别是王世贞“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之语,影响很大.清代汪中更提出此书为“《荀卿子》之别子”,对当代研究者亦有一定影响.但笔者经过仔细考察,并从经学史的视角加以观照,认为《韩诗外传》是一部说《诗》之作,且带有比较显著的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特点.此书注重阐释微言大义,力图起到积极的政治作用,同时也便于启发、教育学《诗》的经生,满足他们修身、议论的需要.     

王莽朝高句丽记事的诸史料辨析——王莽朝高句丽记事与高句丽侯騊考(上)

本文拟从分析《三国志》高句丽传中的王莽朝记事开始 ,采用逆推论证的方法 ,通过对有关王莽朝高句丽记事的诸史料的辨析 ,论证王莽朝记事中的高句丽侯与塞外之高句丽国无关 ,是玄菟郡高句丽县之侯 ,进而究明此句丽侯与古代之“句丽”的关系 ,并论证“句丽”早于朱蒙之高句丽前存在于辽东地区 ,《三国志》高句丽传中的高句丽是沸流国国王松让或其后人的观点。     

新中国初期的英雄传记

新中国建立初期，各种英雄传记蜂拥而出，一时形成英雄传记创作的热潮。本文着重探讨这类传记出现的原因，并以几个作品的分析对此作具体的说明。     

“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郭沫若与电影《武训传》批判风潮

电影《武训传》批判风潮,是建国后发动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思想文化改造事件。声望卓著的郭沫若,在这次运动中迅速调整政治姿态和思想价值取向,展示了一个文人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鲜明而又复杂的精神特征。     

言意之辨与《文心雕龙》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领域展开了一场关于“言”与“意”关系的讨论,是为“言意之辨“。随着辩论的深入发展,并伴随着当时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这场本自玄学领域的讨论逐渐渗入到文学批评领域,对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借助艾布拉姆斯文学四要素的观点,以刘勰的《文心雕龙》为例,分析其得益于“言意之辨”的地方。     

文明对话与当代新儒学的发展

在全球化时代的新格局中,文明的背景和宗教的意义正在凸显,文化的全球性与地方性、现实性与根源性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消除隔阂需要理解,化解矛盾需要对话,文明之间的会通与对话已成为顺天应人的浩浩大势。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刘述先,在与世界各大文明传统做广泛交流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多儒学发展的新课题,拓展了儒学的论域以及走向国际学术舞台的空间,为新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