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时对钗黛形象的阐释研究——钗黛形象接受史研究系列之一

清代评论者对钗黛形象的理解与阐释,是<红楼梦>无限发展的接受链条上的第一环,他们对钗黛形象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人理解的基础;他们对钗黛形象理解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以及在评论过程中流露出的强烈的主体心态,其背后复杂的原因值得我们探究.     

儒学的转型和文学的解构——论韩愈的思想与创作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在思想与文学上都有一次解构潮流,而韩愈是这一潮流的重要代表。他在儒学道统中独宗孟子,其意在于以孟子的心学为起点来重铸儒学,以对抗佛学的心学,从而开辟了儒学的汉学到宋学的转型之路;韩愈的文道合一的思想也与他对儒学的重铸具有密切联系。另外,韩愈在诗文创作上虽以“复古”为口号,但实质上是解构一切旧的文体范式,以凌轹古人、创意造言为务。韩愈的解构实践和观点,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宋词联章现象探讨

宋词联章体共有普通联章、鼓子词、转踏、大曲、法曲等五种,普通联章又有同调次韵、同调异韵、同题异调等类型。联章词突破了篇幅、字数的限制,为扩充容量、丰富内涵、施展艺术技巧提供了宽广的空间。宋代联章词直接继承了唐五代联章词的创作经验,又在宋代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得到了长足的进展。     

论汉籍东传日本及其回流

在悠久的中日关系史上 ,汉籍的交流所发生的深远影响 ,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弥补了因人员交流受到限制而导致的遗憾。因而就汉籍东传日本及其回流 (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赴日访查引进汉籍 )的历史和日本收藏汉籍的现状进行系统考察与研究 ,对于深化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和开展国际汉籍研究领域的合作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音乐精神与诗歌意象——再论唐代赏乐诗的创作

我国的音乐艺术历史悠久,并与古典诗歌的发展密切相关。诗歌与音乐可以互为创作的题材和内容。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音乐、绘画、舞蹈等艺术的鼎盛时期,产生了众多的赏乐诗创作诗人和优秀赏乐诗作品。音乐是听觉的艺术,而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唐代赏乐诗的创作即着重于把握音乐的内在精神,通过通感的移情作用把音乐内容表现为连续意象的叠加,使得作用于笔端的文学语言与音乐的颐情功能达到了较为完美的统一。     

辩士蒯通简论

蒯通是战国纵横家的一员,秦朝统治时期处于蛰居状态。他参加秦末农民起义,说降燕、赵数十城,功绩不凡。他先追随项氏,继而归附韩信,曾力劝韩信据齐自立,以与刘、项成鼎足之势。后投曹参,终老于齐。由于他追求的是谋主的成功,关注的是自己作为附丽者的利益,因而希望造成一个诸侯对垒互峙之局,竭力阻挠刘邦的统一战争。他目光短浅,不讲政治,摈弃道德,失败是必然的。     

论明清之际经济架构中的异质因素

明代后期社会经济架构内呈现出异动迹象。不仅在城镇中有了无人身依附关系的自由劳动力,而且出现在财宫原始积累上能发挥独特作用的产业资本。这些对于封建经济而言的“异质”,在清代初期并未消失,反而有所滋长,无论于手工生产与商贸活动,还是在资本运作渠道的拓展上,均有所增强,并清晰地显露出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经营性质。     

古代文论"养气"说之流变

“养气”说源于儒、道哲学上的“养气”论 ,是古代文论的重要学说之一。古代文论“养气”说的发展可以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六朝、唐宋元、明清等四个历史阶段。在历史发展中 ,“养气”说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涉及到作家道德人格之修养、创作心态之培养、艺术才能之习练、艺术个性之发扬、人生阅历之增广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     

叶芝诗歌创作中的东方神秘主义

叶芝诗歌以东方神秘主义的象征著称于世。玫瑰、狮身人面怪、天鹅和螺旋是叶芝诗歌中具有凸现主题意义的意象。其来源有二 ,对《旧约圣经》抒情诗风格的继承是叶芝诗歌抒情性的直接来源 ,东方神秘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对中国和日本诗歌的模仿学习是叶芝诗歌抒情性的间接来源     

汉代诸子论吏治与治吏

官吏是封建国家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因为政策执行情况的好与坏 ,直接关系着皇朝的长治久安 ,所以治吏便成为治国的很重要的一方面。汉代诸子通过对两汉各个时期吏治状况的论述 ,深刻揭露了官官相护、贪污奢侈、对劳动人民的中间盘剥等吏治腐败现实。在此基础上 ,他们又纷纷提出相应的治吏主张 ,如打击贪污腐败、加强法律监督、增加官吏俸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