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小说"传道"的伦理价值取向

明代中期"心学"理论的发展影响了晚明小说的潮流和风尚,在"主情"、"性灵"的文学理论大行其道的同时,晚明绝大多数文人都坚持,文学对真心真情的追求不能逾越儒家传统伦理的范围。明代文人认为小说具有"劝惩教化"价值功能,尤其是通俗小说作品,对于教化百姓知晓伦常道理功不可没。     

试析清代西藏摄政官职的缘起

本文针对清代西藏摄政官职的由来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论述。第巴、噶伦、摄政官职是清代西藏历史发展不同阶段出现的产物。摄政的本质属性是代表达赖掌地方政教大权,1757年七世达赖圆寂始设摄政。若将第巴、噶伦看做是代替达赖掌地方政教大权摄政,则将黄教政教合一体制提前到始于五世达赖时期。事实上,清初,清朝实行的是政教分离制度。     

论清人的宋词史研究

清人的宋词史研究以扎实的史料辑考来支撑宏观上的理论建构.史料辑考以整理宋代词话,考订词人史迹,编选、校勘宋词为主要内容,其深层用意是要以纪事本末体与纪传体的形式来反映宋代词史风貌,通过保存、整理作品来达到"以词存史"之目的.清人在建构词史时,或以词人为基点,或以正变为骨力,或以风格为中心,基本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但清人的宋词史研究淡化了对宋词原生状态的考察,缺失了宋词中数量庞大的俗词的身影.其根本原因在于词文学在宋、清两代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改变,其直接后果就是使词这一在宋代原本非主流的、雅俗并存的文体被清人人为地抬作了宋代的代表文体与雅文学之典范.所以当下的宋词史研究与书写,不仅要深化、扩展和纠正清人的话语,更要弥补那些为清人所缺失、淡化的部分,最大程度地恢复宋代词史的本来面貌.     

论晚清四大家的词史地位与影响

晚清四大家既是传统词学的结穴,又是近现代词学的开端。他们主盟坛坫,转移风会,其承前启后、开拓推衍之功,功莫大焉。他们不仅以其创作实绩、词学思想及词学活动,推动了晚清词学之复兴,为千年词史作了璀璨之结局;同时又奖掖后进,为近现代词学组建了一支生力军,从而为文体陵替中词延一线立下了汗马功劳。     

论明清小说读者与通俗小说传播的关系——以识语、凡例作为考察中心

明清时期是通俗小说创作及传播的高峰期,探究通俗小说的发展历程及其演变特征,小说读者是我们对此进行考察的一个重要视角。明清时期通俗小说插图非常盛行,附着于小说文本的插图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适应读者的阅读需要而设置的。通俗小说的注释是为满足下层读者阅读服务的;而评点则是沟通小说作家、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桥梁。至于续书的产生也与读者有着密切的关系;读者与小说续书的编刊目的和动机关系较为密切;续书编刊者在对原作人物进行修改、补充或续写时,常常会考虑到读者的阅读基础和阅读习惯;续书在情节结构的改造、安排诸方面,也有读者因素渗透的结果。     

清代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素质的历史考察

本文在梳理清代设于新疆的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的基础上,从该任大臣卸任的情况、清政府对其素质的要求与官员自身素质间的差异以及清政府任官上的偏差等几个方面,对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履行职责的情况做了群体考察,得出在新疆军府制时期,专辖回疆的参赞大臣整体素质不高的结论。     

清代伊犁人口变迁与人口结构特征探析

本文对清代新疆伊犁人口变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人口结构特征,主要包括经济结构和民族结构特征。清代伊犁地区人口变迁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迁移人口对伊犁人口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人口经济结构特征的形成以清政府治新政策中的人口布局思想为主导影响因素,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游牧业人口比例不断上升,尤其是建省后人口再聚集和恢复发展时期,牧业人口恢复较快,这进一步表现了自然地理环境一定程度上所决定的经济形态对人口经济(职业)结构的深刻影响,也表现出各民族社会生产形态的惯性发展。人口民族结构变迁的主要因素是受到了清政府的民族政策及战乱的影响。     

论晚清诗歌的文体建构

晚清时期,黄遵宪、梁启超等提倡"诗界革命",中国诗歌开始由旧体诗向新体诗转型。"新名词"入诗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而且导致中国旧体诗严密的文体体系出现松动、崩溃的趋势;对言文合一与民谣的大力提倡,使白话进入诗歌,打破了传统的言文分离、文言诗歌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大批的通俗体诗歌;"以文为诗"的方法打破了传统诗歌与散文之间的明晰界限,赋予诗歌以散文的特征。     

《青琐高议》的艺术形式及其在小说文体变革中的价值

从雅俗之别这一特定角度深入剖析《青琐高议》独特的艺术形式,重新考察宋代前后文言小说与话本小说彼此交错互融的关系及此后的发展态势,以发掘其在小说文体发展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清代中朝边境互市贸易的演变探析 (1636-1894)

与明代及后金时期相比较而言,清代中朝互市前期的边境贸易具有持续稳定,管理有序;鲜明的宗藩特色;交易品种相对固定等特点。19世纪80年代,中朝迫于形势调整了边境互市贸易政策。与中朝互市前期边境贸易相比照,互市后期边境贸易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中朝通商贸易中政治因素逐渐淡化、通商要素更自由化、交易形式和制度的规范化及清政府对互市贸易管理的专门化。这些意味着中朝间的通商关系开始向近代国际贸易关系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