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演变管窥——从西汉法律看中国传统法律的继承与突破

西汉时期是传统法律发展的关键时期,汉律对传统法律的发展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上承秦律之精神下启儒家法律化之肇端.传统法律经过西汉时期的发展,在中国形成了"外儒内法"或"儒法融合"的特征,而这一特征也是中华法系的最基本特征.     

论城市立法中的价值冲突与价值选择--以"深圳高新区条例"为个案的几点评析

深圳高新区条例在价值选择上 ,注重保护市场主体的基本权利、倡导可持续发展的正义观念 ,体现了城市法的精神与旨趣 ,是一部典型的针对市场的城市立法。     

试论遗弃罪的立法完善

随着抚养关系呈现社会化的趋势,大量非家庭成员间的遗弃行为开始涌现,我国有关遗弃罪的现行立法开始显露出其不足。在国际社会,德、日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对遗弃罪的规定都十分科学、详尽。鉴于此,我国应该调整遗弃罪在刑法分则中的具体位置;对遗弃罪的抚养义务进行重新界定;扩大遗弃罪的主体范围,增加单位为遗弃罪主体;将遗弃罪的法定刑改为两档,增加结果加重犯的规定。     

日本的私学立法及其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战后教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私学立法的发展。日本的私学立法经历了从严格编制,到保障、振兴资助私学教育的发展历程。政府对私立学校既不完全辖制、集权,又没有简单地采取“教育自由”的立场,而是将私学教育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日本的私学立法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我们可以从日本私学立法及其发展过程中得到诸多启示。我国的民办学校立法不但应总结以往的成功经验,更重要的是要体现超前性和指导性,为未来我国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和改革指明方向。     

不动产证券化初探

不动产证券化是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一种经济和法律制度.其主要是通过特定主体将不动产物权和与其相关的债权整合为资产群,再委托特定机构将其拆分为小额股权或债权,并就此发行股票、债券或受益权证书等有价证券,直接向社会募集资金,最终以经营该资产群收益的现金流为基础,满足各方的利益需求.这种方式在资源极度稀缺的今天.对充分发挥不动产的高价值性、解决不动产的不可流通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国欲实施不动产证券化,必须深入研究美国不动产证券化各类型及结构之法律要件,探究其与我国法律体系及制度的契合性,同时,对我国现行的民商事主体制度、物权和债权制度、证券发行和交易制度、破产及破产隔离制度等进行改革和完善.     

WTO与中国反垄断立法

当前国内市场已经大量出现WTO所不容的垄断行为。中国已经入世，对反垄断国际通行规则的接纳在即。反垄断立法对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履行入世承诺、提高国企竞争力等具有重大意义。WTO规则要求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我国反垄断立法要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同时要结合行政垄断等国内突出问题，在具体的立法模式选择和立法运动这作设计上对制定综合性的反垄断法等事项作出妥善安排。     

加快研究制定增值税法律的意义及建议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财政部分别提出了增值税立法的要求和安排,加快增值税立法是深化增值税改革和全面加强税收法制建设,顺应税制改革和发展的国际趋势的需要。增值税立法是介于流转税和所得税之间的中性立法,理顺增值税立法的内部结构关系和外部结构关系,减轻税收负担,能够使企业具有较多的发展空间。要坚持改革和立法"两手抓"的原则和做法,实行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相结合,进行开门立法。为保证立法又好又快地进展,在策略上,既要重视立法指导思想的稳定性、规律性,又要重视总结增值税立法的新理念、新制度和新经验。只有实现立法的需求力、纳税人和国家财政的承受力、社会的公信力和增值税的征管力有机配合,才能使增值税的立法成为良法,实现公平合理的和谐税收。     

论安乐死的道德观与立法的可行性

对安乐死应与时俱进地用现代道德观进行重新审视,是符合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的。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一概而论。民意表明在我国实施安乐死已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只要在法律制度上进行严格设计,安乐死在我国立法是可行的。     

略论19世纪美国的食品立法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长期以来,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严重的食品掺假问题被认为是联邦政府自由放任、缺乏有效监管的结果。因而1906年通过的《联邦食品与药品法》也就被顺势看作美国食品监管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在此之前的19世纪,部分州政府就已针对食品掺假问题进行相关立法,国会也试图颁行全国性法律。某种程度上,19世纪美国州政府和国会的食品立法为1906年联邦法律的出台奠定了法理基础。两者其实是内在连贯发展的关系,体现了美国食品监管的重心由地方而至中央的显著＂联邦化＂趋势。同时,食品立法的艰难和曲折也凸显了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机制。     

法理结构的改变与台湾当局的两岸经贸立法

1949年以来,随着岛内政经局势的变迁,台湾当局两岸关系的法理结构经历了由绝对主观主义向相对主观主义的嬗变,两岸经贸交流也由“法律上的不可能”渐次演化为“法律上的混乱脱序”、“有限制的法律上的可能”,并因此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起来。现阶段,台湾当局只有尽快回归“九二共识”架构,在“单独关税区”的自我定位下,才能找到两岸对话的法律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