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杜牧李商隐之不相得——为董乃斌先生文献一证

李商隐和杜牧是晚唐两位杰出的诗人,李商隐有两首赠诗给杜牧,但杜牧没有回应。董乃斌先生撰文,从对党争的态度不同、文学观的不同、个性不同和两首诗本身四个方面分析比较,论述李杜二人交谊。董文侧重于对"李赠而杜不答"这一现象展开分析,中肯而有见;而对两首诗本身进行细读,并补刘蕡一例,或可为董文补充。     

地理空间视域下斯达尔夫人与刘师培南北文学论比较研究

尽管斯达尔夫人和刘师培分处东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但是斯达尔夫人的欧洲南北文学论与刘师培的中国古代南北文学不同论具有重要的比较诗学研究价值。斯达尔夫人的欧洲南北文学论和刘师培的中国古代南北文学不同论基于各自不同的理论背景和历史背景都引入了地理空间视域,其比较诗学研究的理论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地理空间视域引入的不同理论背景、历史背景、理论内涵;二是地理空间视域下语言维度研究进路的异同;三是吊诡的倒转性：北方浪漫主义、南方古典主义与北方古典现实主义精神、南方浪漫主义精神。     

试析刘安冤案

陈广忠认为,史书所载刘安"谋反"案为冤案,刘安的自杀有其多方面、多层次的原因.     

柳宗元谪居柳州文心发微

柳州四年是柳宗元一生的最后阶段,也是他创作的高峰期.尽管他在这四年的仕宦生涯中仍持守"辅时及物"之道,但终因长期的弃置使他内心几近绝望,故其创作风格既表现了犹待时用中的孤峭哀怨,又展现了人生大迷惘中的幽郁凄婉,这两种浓烈的悲剧性体验,使其人格和作品具有重要的悲剧美学价值.     

魏晋六朝“自然”论文学观的确立——论《文心雕龙》的“文道自然”观

以"自然"论文学,汉朝<淮南子>已有记载,但只言片语,语焉不详,直到魏晋鸿篇<文心雕龙>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论文学观.刘勰以"自然之道"来阐释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以此为核心探讨了文学创作之发生、文学风格之生成、创作自由之实现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相当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

韩愈和柳宗元关于史官问题的辩论,发生于九世纪初唐宪宗元和年间。韩、柳辩论的问题,表面看来是史官可不可作?可不可有作为?如可为,应怎么作?其实涉及史官的职责、史官的命运、史馆的建置以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可谓中世纪前期近千年以编纂当代史为重心的文化体制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正因如此,就成了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道难以回避的论题。     

论大慧宗杲批评默照禅的真相

宋代临济禅师大慧宗杲曾经猛烈批评当时的“默照禅”,研究者多认为是针对曹洞宗的真歇清了、宏智正觉及其默照禅,笔者考察这是误解。从禅法的角度,宗杲所批的默照禅与真歇、宏智的默照禅根本不同;从宗杲与真歇、宏智彼此关系的角度,宗杲对二人的评价很高,并称赞了他们的悟境和禅法。在宗杲看来,其所批评的是类于“二乘”的“禅病”。对该“病”不仅宗杲给与了批评,真歇清了、宏智正觉也作过批评。     

湖湘文化与刘少奇关于新四军发展的韬略思想

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后,刘少奇赴华中任华中局书记、华中部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新四军政治委员,对建立巩固的华中根据地和发展壮大华中军事力量卓有建树。他建立巩固的华中根据地和发展壮大新四军的韬略思想与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王船山的战争战略指导艺术有明显的学脉相承之处。     

《史地学报》及其群体与《学衡》之关系的探讨

从吴宓到鲁迅,再到后来的研究者,都将<史地学报>和<学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前者的核心人物、诸位同人和刊物本身三个层面与后者进行比较分析,不仅可以揭示1920年代在南京乃至全国学界甚有影响的两份刊物之间的密切关系与异同所在,同时也可展现当时相关学术群体的学术风貌.     

从《文心雕龙》不提《世说新语》看刘勰的文学观

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广泛论及了魏晋以来的作家、作品,而唯独对六朝文学中地位甚高、影响至远的《世说新语》只字未提,究其原因,我想主要还是刘勰的文学观造成的:原道、征圣、宗经而崇尚雅正,不满谐隐、杂说;崇儒为主,兼修佛道,反对玄谈;萧统文学集团的参照;重古略今,不论近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