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兄弟情"之哀还是"国民性"之叹?--《伤逝》主题辩

社会上对贬损鲁迅的反击余音未了,又有人搬出了周作人当年的理论来解读<伤逝>,认为"<伤逝>是鲁迅意在通过一对青年男女爱情悲剧写兄弟恩情断绝后内心难言的隐痛".这是否定<伤逝>社会意义的说法.<伤逝>并非写"兄弟情",而是对"五四"时期沉湎爱情、躲避社会斗争的青年群体的典型刻画,是对知识分子"国民性"的反思、喟叹与批判,<伤逝>有其非凡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两位伟大的民族自我批判者——鲁迅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比较研究

落后民族要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首先必须进行深刻的自我批判.鲁迅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即是中俄民族伟大的自我批判者.他们批判了各自民族普遍存在的愚昧、麻木、卑怯、奴性;批判了人们之间的隔膜、不相通;批判了各自民族的"无特操"的劣根性;提出了"庸人与屠夫的互补"这一深刻命题.对于国民性格诸多不良方面的成因,两人都将其归为专制制度的残暴统治.他们在民族自我批判方面亦有明显不同:谢德林对知识分子关切重于批判;而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要严厉得多.这因为俄国知识分子确实比中国知识分子优秀.     

鲁迅与顾颉刚

鲁迅一生中与顾颉刚冲突最剧。自北京大学经厦门大学到中山大学,堪称"不是冤家不聚头",冲突的主要原因是一段公理———关于大禹的考据,和一段私情———"抄袭"事件。     

“妄想“的颠覆

庐隐对女性的“女奴”现状的反抗 ,对“男权文化”的抗拒和剥离 ,对女性“自我”个性意识的确立 ,有着独特的、时代的意义。同时 ,由于庐隐“本我”“经验”的原因 ,她的女性自觉意识盈溢着“消极”的、悲哀的色彩 ,影响了她无法对于自身的超越     

难以实现的宏愿--《狂人日记》的启蒙效果

<狂人日记>一直是颇受文学研究者重视的一篇作品,可我认为历来的文学研究者大都侧重于作家与作品,相对来说忽略了读者这样一个更客观、更有社会性的方面.由于各种原因,鲁迅先生的宏愿很难实现.原因主要有(1)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已形成当时的文化氛围.(2)在更好发挥文学的社会作用意义上选错了代言人.(3)在艺术表现上"写实的太易,象征的太难".(4)"文艺贵族主义"导致远离大众,超出大众的理解和接受能力.     

陆机诗文创作与两晋诗风

文学史上所概括的西晋太康绮靡诗风与东晋江左玄言诗风 ,都可以在号称“太康之英”的陆机诗文中见出绪端。从现存作品中可以看出 ,他不仅写出了大量缘情绮靡之作 ,也有不少表示玄思哲理的诗文 ,前者是为了迎合上层贵族集团享乐之风的需要 ,希望通过文学才华来干名取誉 ,获致官职 ,在西晋太康绮靡文风中有明显的代表性 ;后者则表现了希望通过对形上之理念之把握从而居乱世以不变应万变的心理 ,对于东晋永嘉文坛的因谈尚玄之风也不无影响     

文本法之于鲁迅作品教学与研究——以《秋夜》教学为例

鲁迅作品教学与研究的方法正面临着时代性转移。传统的“还原法”一般适用于作品产生的当时或稍后。时代距鲁迅已越来越远 ,从文本角度来研究鲁迅更有意义 ,也更符合文学规律。     

卢文弨、吴骞校补《千顷堂书目》史部地理类方志目录再校

《千顷堂书目》是明清之际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黄虞稷以自家藏书为基础,广为搜寻明代文献典籍编撰而成的明代经籍目录。《千顷堂书目》问题较多,清代诸多藏书家都曾为之校补,其中有卢文弨和吴骞。卢、吴二人依据不同底本,考订时代分类,校正文字,增补条目、注文等,取得不小成绩。然而,经校补后的书目仍存诸多问题,卢、吴二人尚有遗校、误校之处。以卷六至卷八史部地理类方志目录为中心,校出卢校误八则、吴校误十九则。     

论鲁迅与曹禺作品中对生命意识的书写

生命意识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鲁迅与曹禺是现代文学史中的佼佼者,两人在文学创作上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鲁迅站在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下,其生命意识主要是围绕着“国民劣根性”而展开。在对国民进行批判、剖析的过程中,鲁迅一面反思,一面也产生了浓厚的悲剧性和深切的孤独感,进而感到绝望,然而他毕竟还是不肯放弃绝望中的一点希望。随着时代的推移,鲁迅所批判的国民逐渐觉醒,开始对自己的生存困境进行思考与挣扎,在这种背景下,曹禺思考角度也相应发生变化,由鲁迅时期的“唤醒”、“批判”转为了“探索”,他把目光集中于“人”本身,探索着人对于精神自由的渴望,故而他的生命意识更多的集中于人们对自由的追寻与斗争。与其他作家直接在文章中发出悲叹与呼吁不同,鲁迅与曹禺作品中的流露出一种巨大的悲悯意识,并且这种悲悯意识是以一种潜藏的方式显露出来的。     

论鲁迅的悲剧观

本文认为 ,鲁迅的著名论断“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出伟大的实践意义 ,但从美学上看 ,它却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