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与新月社的论争及其他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社批评家提倡＂普遍人性论＂、＂天才论＂的文艺观,并在否定文学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文学存在可能性的过程中与鲁迅发生了激烈的论争。鲁迅认为文学兼具阶级性和人性,他揭露了新月社潜隐的资产阶级意识及其替国民党政府＂维持治安＂的心理与意图,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存在合理性进行了辩护,进而为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宝贵的精神资源。     

论鲁迅的文学教育思想

鲁迅先生的文学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创造性。他从文学具有“不用之用”的功能和形象直观的特点出发,将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融汇于文学教育之中,坚持“教复非常教”的文学教学原则,开创了课内与课外相结合、阅读与写作相结合、教学与创作相结合的大文学教育实践之路,对有效推进今天的文学教育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在“文字游戏”停止的地方

郜元宝认为,今天仍然弥漫着鲁迅与之搏斗的各种文字游戏;只有在文字游戏停止的地方,我们才可能与鲁迅真实相遇,才会发现,原来他是怎样的无法绕过。孙郁认为,浙东文化对鲁迅早期思想和精神底色有多方面的辐射,而鲁迅的现代眼光则颠覆了这一传统并赋予浙东文化另一种隐含。刘绪源认为,《两地书》是仅次于《野草》的、最能反映本真的鲁迅的书,那种把对虚无与黑暗的反抗作为生命本体的实践,和察见渊鱼者不祥的自省,是理解鲁迅的一把重要钥匙。袁盛勇认为,鲁迅思想及其话语实践中的正面和负面因素是难以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应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回到一个复杂而完整的鲁迅那里。张钊贻则认为,鲁迅早期反民主言论有其历史原因,并非反对民主的理念,他对目前的民主制度能否真正实现确有怀疑,根源在于两种现代性的矛盾理念。     

回到复杂而完整的鲁迅

郜元宝认为,今天仍然弥漫着鲁迅与之搏斗的各种文字游戏;只有在文字游戏停止的地方,我们才可能与鲁迅真实相遇,才会发现,原来他是怎样的无法绕过。孙郁认为,浙东文化对鲁迅早期思想和精神底色有多方面的辐射,而鲁迅的现代眼光则颠覆了这一传统并赋予浙东文化另一种隐含。刘绪源认为,《两地书》是仅次于《野草》的、最能反映本真的鲁迅的书,那种把对虚无与黑暗的反抗作为生命本体的实践,和察见渊鱼者不祥的自省,是理解鲁迅的一把重要钥匙。袁盛勇认为,鲁迅思想及其话语实践中的正面和负面因素是难以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应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回到一个复杂而完整的鲁迅那里。张钊贻则认为,鲁迅早期反民主言论有其历史原因,并非反对民主的理念,他对目前的民主制度能否真正实现确有怀疑,根源在于两种现代性的矛盾理念。     

论“文革”对鲁迅的研究

文革时期对鲁迅的研究,与文革特性高度一致,一切从政治需要出发,远离对象本体,为我所用、削足适履,在研究内容上将鲁迅设计为"角斗士";在研究路径和研究队伍上呈现为一种非常态,完全抛弃学术立场、学理原则,丧失了文学研究的独立品格和主体精神.     

鲁迅小说中的乡村空间想象

在农村题材小说中,鲁迅描述了酒店、土场、茶馆、书房、街头等乡村场所,建构、想象了自己的乡村空间。运用空间理论,我们分析鲁迅小说中的乡村空间想象的方法、过程、特征,探究乡村空间想象背后鲁迅的思想情绪以及乡村空间背后所隐匿的意识形态、权力机制、文化规约,从而揭示鲁迅小说所蕴含的深刻的社会、思想与文化意义。     

出入象牙塔：鲁迅先生与高校的数度因缘

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先后在北京、厦门、广州等地的高校任教。在京期间,鲁迅先生对教学尽职尽责,为学生仗义执言而险遭缧绁之灾。迫于经济环境、家庭环境的恶化,鲁迅先生离京南下。在厦门大学,鲁迅先生因与顾颉刚、林文庆之间的矛盾激化而再次选择出走,另谋它就。在广州中山大学,鲁迅先生亲身经历了动荡时局与新一轮的人事冲突。最终,鲁迅先生放弃高校教师职业,辗转沪上,成为专职作家,完成了自我社会角色的重大转变。     

尤袤诗文系年补正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收尤袤诗64首,仅少量诗原题有系年;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全宋文》收尤袤文56篇,只38篇明确列出写作年代。尤袤诗文系年卓有成效的学者是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吴洪泽,吴先生确定了尤袤诗30首、文41篇的写作年代。笔者对吴先生的尤袤诗文系年成果进行补正,涉及诗9首、文10篇。     

《诗经·鲁颂·泮水》本义考论

《诗经.鲁颂.泮水》是一首祭祀颂歌,描述了僖公在泮宫祭祀先祖周公之事,并通过比兴、铺陈、反复、夸饰等修辞方式,极力颂扬周公征伐淮夷之功、教化民心之德。因周公辅佐成王、征伐淮夷、安抚天下的文治武功,祭祀时得以用天子之礼,故鲁国作颂称扬其功,告于神明,正如《毛诗序》所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孙权攻陷皖城献疑

《三国志.吴主传》中有关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五月吴主孙权亲自带兵攻下汉魏重镇皖城和建安十四年（209年）汉魏＂合肥以南惟有皖城＂的记载有误。孙氏占据皖城是从建安四年（199年）八月开始,孙策乘袁术署任的庐江太守刘勋不备,袭取了庐江郡治皖城。以后皖城一直为孙吴所占据,直至西晋咸宁四年（278年）方失守。因此,汉魏＂合肥以南惟有皖城＂的提法也不能成立。《三国志》出现皖城陈述失误的根本原因,是对＂屯皖＂理解有误。不能把＂屯皖＂理解为军队驻扎在皖城,如果朱光占领了皖城及附近地区,这一地区就不应再叫庐江郡,因为汉魏已设置了一个庐江郡治寿春。这说明对皖城正确的理解应是在皖城地区屯垦。214年孙权所攻打的皖城,就是朱光南下军团的总部,这一地名和皖有一定的联系,逐渐被人淡忘,讹传为皖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