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不是老聃而是老阳

尽管长期以来大多数人都认为老聃就是老子,有人认为与李耳是同一个人,也有人认为不是,但事实上却存在颇多疑问.其实,如果对司马迁的记载和各种古代文献中的引述详加辨析,我们便可以发现,老子并不是老聃,而是老阳,很可能只是因为字形相混而传讹.     

公刘与亶父:早周史诗中的建筑规划大师(中国古代建筑规划师的发掘研究之一)

此文打破中国古代建筑师研究的局限 ,在建筑文化的广阔视野中发掘被后人遗落的古代大师 ,通过史诗、典籍和建筑考古的综合研究 ,展示了公刘和父这两个三千年前的建筑规划大师的杰出贡献     

《原诗》的艺术主客体关系论

本文拈出《原诗》中的“主客体关系论”作讨论对象,具体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文学以表现客观事物“理事情”为最高法则;二、“理事情”的把握和传达有赖于作者的“才识胆力”;三、诗歌艺术表现“理事情”的特殊性即在于“幽妙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惚以为情”.     

骆宾基建国后小说创作的心路历程

骆宾基建国后的小说,在创作方法上仍选择了现实主义,而在文化观念上则选择了政治倾向性。这一文学艺术观的确定,经历了空虚、疑虑、困惑、寻求等痛苦的情感纠葛和理性思考。骆宾基在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心路历程之后。又以极大的热情创作了许多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学作品。他建国后的创作成就虽难以与建国前相比,但却能看出一个跨时代作家坚韧顽强的创作精神和对党和民族忠实自觉的使命感。政治阐释成为骆宾基建国后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特征。     

从对太平天国的研究看史与论的关系

从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来看,史学界对史与论的关系问题始终没有处理好。我们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不是无限拔高,就是曲意美化。而对它客观存在的不足之处,往往视而不见。罗尔纲先生一生专治太平天国,成绩卓著。但在史与论的关系的处理上,也颇多失误。这和当时社会的政治背景、政治气候有着密切的关联,不是哪个个人的行为。现在可以讨论这个影响整个史学界的关于史与论的关系问题了。     

出土资料中所见的“(?)”和“龙”

古■字本作蟠螭之形(盘蜷成圆形或C形),据此我们还可以在考古实物中,系联到许多商周乃至史前的■形纹饰图案和佩玉造型。■形玉一般是供主人生前佩带,直至伴随主人死后下葬。远古以来,华夏之龙那兽类的四肢,蟒蛇类蜿蜒曲折的长躯(一般作S形或弓形),鹰类的爪子等部位都与■的造型有明显不同。■的神性在于使人逢凶化吉,龙的神性主要在于兴云作雨。继1987年发现濮阳蚌塑龙之后,近年考古工作者还发现有史前的阜新查海龙形堆石图案、黄梅白湖焦墩的卵石摆塑龙等重要遗物,新发现的鲁山二龙岗地画土龙,乃是商汤时代招雨风习的沿承和发展,可谓历代修造土龙遗风的一则实例。     

罗亦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探析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从而正确把握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方向。罗亦农是较早重视农民问题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对农民问题进行了探索,最终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农民问题的独特思考和认识。罗亦农对农民问题的探索与实践,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启示我们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重视农村文化建设,促进农村文化振兴,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保障和改善民生。     

论王夫之“内丹法”释骚

王夫之以内丹术语注释《楚辞》,为大多数学者所诟病。他们认为,用道家术语来诠释儒者著作有失偏颇。为了更能清楚了解王夫之以丹法释骚的合理性,需从《楚辞》注本内丹法之渊源;王夫之注《离骚》、《远游》内容之丹法体现;以及王夫之＂儒体道用＂之内丹法等方面来探究其注《楚辞》的意义及思想主旨。     

解码丹·布朗创作的空前成功

美国小说家丹·布朗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即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其主要原因是他对传统观念的消解和对经典文化的解构,是他对人们的生存焦虑的关怀和对纠缠于当下人们心中的疑点的诠释,是其雅俗相融的创作手法和雅俗共赏的审美旨归对接受群体的阅读期待的多重满足。     

略论罗尔纲先生《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对地方志的研究利用

罗尔纲先生的重要学术著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堪称利用地方志进行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典范。该著在所进行的考注笺证中,对地方志的研究利用突出地体现在对地方志充分、多方面和科学利用,使人深深领略地方志对史学研究的重大价值与作用,并可获取宝贵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