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调整对完善公共政策制定的启示——基于G市亚运全民免费乘车政策调整的分析

G市亚运期间全民免费乘坐公共交通政策暴露出政策制定主体对政策客体理解有所偏差、对政策目标群体界定不全面、对政策后果预测不足、政策制定公众参与不够等缺陷;后来该项政策由全民直接免费乘车调整为以家庭为单位发放货币补贴,其调整过程中体现了政府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尊重民意、政策过程科学化的精神。避免政策目标的模糊性,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提高政策制定民主化水平,完善信息反馈及评估调整机制,政策制定过程中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是弥补这些缺陷的重要举措。     

有效需求不足及其相关经济政策分析

自我国经济“软着陆”以来 ,我国政府对一定程度的“有效需求不足”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取得了明显成效。     

内蒙古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

制约内蒙古发展的因素有:农牧业生产的条件差、工业基础薄弱、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交通运输不便、资金紧缺等。针对这些制约因素,指出内蒙古的发展思路是:走效益农业、牧业、林业的路子,发展农牧林业;在工业方面,突出优势产业,注重资源开发;重点抓好能源、交通、通讯和原材料等基础工业,抓好生态建设,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加快发展科技教育。     

我国房地产业持续发展的政策环境及对策研究

美国次级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已对我国房地产经济产生了负面侵袭,渐强的不利局面与近几年来广为业内外人士诟病的＂房地产泡沫＂现象再度成为政府、专家、业内人士和普通消费者关注的议题。逆流之下,房地产业要转＂危＂为＂机＂,必须因势制宜,在不断变革中形成新的市场结构和制衡机制。     

略论买方市场与经济增长

我国近年来告别短缺经济,进入买方市场,标志着我国经济运行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但是,我们的买方市场远远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买方市场,有着它自身的特征。因此,我们要在宏观调控上采取相应的举措,以便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增长。     

浅论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势及企业的理性选择

本文从企业的目标,行为入手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目标行为的影响,并阐述了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势以及在此形势下企业的理性行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院系调整

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遂逐步调整高等学校的院系。这些调整措施改善了高等教育的体系,奠定了后世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础。民国时期院系调整可分为四个阶段。1927—1929年以实行大学区制为主要目标,合并一些大学和专门学校,建立综合性大学。20世纪30年代初的调整则以加强实科类院系,裁撤办理不善的文法科为主。抗战期间建立了一些专门院校。在抗战结束后,部分曾经停办的高校恢复办学,增设一些新的学校和院系。在四个调整期内,国民政府教育部始终贯彻以充实大学内容、发展实科的主导思想,同时也试图减少同一地区的院系重复。     

我国高校招生民族优惠政策负面评价的反思

我国的高校招生民族优惠政策以少数民族学生为政策对象,是一种补偿性民族优惠政策,这一政策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否认的。与此同时,高校招生民族优惠政策也遭受了一些非议和质疑,主要包括对政策公平性的质疑、优惠政策引发的“逆向歧视”问题和“优惠政策依赖症”。这些负面评价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要解决好这些问题,高校招生民族优惠政策需做适度调整,将文化多样性政策与地区优惠政策进行有机结合是一种较为可行的方式。     

Mandated superannuation contributions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in Australia

Australian workers must contribute a proportion of their wage to superannuation. The mandated contribution rate has risen from 3% in 1992, to 9.5% today, and is scheduled to reach 12% by 2025. We use a financial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FCGE) model to simulate an increase in the contribution rate. We find that raising the contribution rate has consequences for traditional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and for financial structure more generally. This is of interest to Australian policy makers currently concerned with the size and role of Australia’s banks, and the leverage of the household se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