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识伤心郑都官,苍苍烟雨遍江蓠”--试论晚唐巨擘郑谷及其诗歌

郑谷是唐末一位重要诗人,其诗作按内容基本可分两大类:反映个人仕途艰难与时代乱离的悲情诗;选择侣僧学禅、复归自然、赋诗饮酒等方式弥合悲情的避世诗,其中映射出诗人光辉的儒学品格.其诗风清新浅近,体现了他独特的艺术追求,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在唐末五代直至宋初影响颇深.     

辜鸿铭《论语》英译本中的视界融合

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重要概念“视域融合”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中亦有其重要意义。以辜鸿铭翻译《论语》的实践为例,辜鸿铭考虑到当时的中国国情和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在追求视界融合的过程中作出较为积极、有效的选择,删除源语文本中不利于视域融合的部分,重视西方文化历史以拓展儒家思想的精华,为典籍英译提供了一种颇具参考价值的翻译方法。     

昆山腔的产生与流变考论

元代有两种昆山腔,一种是顾坚等文士创立的清唱昆山腔,一种是民间艺人创立的作为南戏四大唱腔之一的昆山腔。明代嘉靖年间魏良辅将清唱昆山腔的演唱方式引入剧唱昆山腔,演唱方式的改变引起了南北曲曲体的变异,昆山腔的曲体指义增强,有了“昆曲”之称;而这时的“昆山腔”或“昆曲”,实已超越了昆山一地的限制,流行南北,成为全国、全民族的“曲”。     

文本、行为与制度：顾炎武道德形象新阐释

顾炎武不仕贰朝的道德形象被晚清以来的政统与道统肯定。学界将顾炎武不仕贰朝的原因归结于个人超群绝伦的道德品质,这种解释既无视顾氏与新朝频繁接触的史实,也没有考察顾氏不仕贰朝的具体原因。要解释顾氏思想与行为的变化应该到清初制度环境中寻找,清政权实施一系列的汉化与尊儒制度,为顾炎武等人与清政权的接触提供了制度环境。顾炎武与清制度共同推崇的儒家思想是二者耦合的思想基础。顾炎武的思想与行为是现实的,他的形象也应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     

“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与中国伦理学的近代转型——论顾炎武道德伦理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明朝的灭亡,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总爆发,而且也是道德危机的总爆发。顾炎武以一种历史的自觉,深刻反思明王朝覆灭的教训,致力于探寻中国社会道德文明之重建的道路。其道德伦理思想具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社会的负面国民性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发近代学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之先声;第二,不像宋明道学家那样讲玄之又玄的高妙道德“境界”,而只给人们预设了一个“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第三,他反对朱熹所说的对“狂者”要加以裁抑的观点,认为“大凡高迈亢爽之人易于入道”,主张带有个性解放意味的豪杰精神。这一切,都是顾炎武的道德伦理思想中的值得重视的近代性因素,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从道德理想主义向着经验主义或现实主义转型的重要标志。     

北魏道士寇谦之的新道教论析

北魏道士寇谦之是新道教的倡行者,是民间道教转化为官方道教的重要人物。寇谦之的著述及《老君音诵诫经》所反映的思想,说明寇谦之秉承早期正一道教诫,新道教以维护张陵教法为特点。寇谦之汲取儒释思想于新科之中,其改革为道教成为国家宗教奠定了基础。     

论俄罗斯宗教文化的特点——以《大师与玛格丽特》为例

东正教是俄罗斯的国教,整合了基督教和俄罗斯多神教元素而成。《大师与玛格丽特》是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的经典作品之一。作品以《圣经.新约》彼拉多审判耶稣的故事为原型,以撒旦及其随从降临莫斯科为主线,对上帝存在与否、生与死、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等宗教性主题进行了探讨,塑造了一个全新的魔鬼形象,书写了一部"魔鬼的福音书"。作品描写的虽然是基督教的主题,却在不经意间总能见到多神教的影子,彰显了俄罗斯文化的特点。     

世硕与王充的人性论思想研究——兼论《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述告子及两“或曰”的人性论问题

在本性问题上,告子属于“无善无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更近于扬雄“性善恶混”论,而与世硕、王充的观点不类;“有性善,有性不善”,则与世硕、王充“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同。世硕诸儒与王充,在本性问题上观点是相同的。第一种人性主张,属于“性一”之论;最后一种,则非。因此主张“性一”的竹简《性自命出》(《性情论》)篇,不属于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和世硕这帮儒者的作品。     

顾炎武的“耻德”观与当代荣辱观建设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他较少谈论“上达天德”之类的高妙话头，而是致力于探讨“耻德”，认为它是做人、立身之本。顾炎武还提出了一系列培养“耻德”的方法。顾炙武的“耻德”观对当代荣辱观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写作学视角：论作为文章大家的茅盾

本文从写作学的研究视角,对茅盾一生的写作活动作了较系统的梳理与研究,从茅盾的写作实践与写作理论两个层面,探讨了茅盾在文章写作与写作理论构建上的独特价值,揭示了茅盾在文学史外的另一面,即中国写作史上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