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高史地学派引论（下）

南高史地研究会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一个以在校学生为主体的学术社团,实行导师制,主要的导师为柳诒徵和竺可桢;会员中的骨干为陈训慈、张其昀、缪凤林、郑鹤声、向达和刘扌炎藜等人。上述诸人因为学术旨趣相近,在史地研究会及其会刊《史地学报》停止活动后,另行活动,最终形成了现代学术史上与学衡派有紧密关系的南高史地学派。     

袁宗道与晚明禅宗和净土宗

以佛教义理阐释儒学,是晚明人文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作为其中的重要一员,袁宗道因为生死问题接触佛教,而后潜心禅宗,以禅学诠释儒学;又和袁宏道一起大力推行净土,提倡念佛法门。袁宗道为纠正禅宗之弊和推动净土在晚明的展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江湖派研究中的疑误举例

对南宋江湖诗派的认识 ,一直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其中文本的完整程度与正确与否是最为基础的问题。此文从江湖诗集的文本和江湖诗人的生平事迹及姓名字号等方面 ,列举并辨析了以往存在的若干错误。     

论晁冲之的诗歌

晁冲之的诗歌,反映了其自身性情及人生观,他的诗歌有着自由飞腾的想象、豪迈不羁的风格、顿挫超致的手法,不似宋调,反近唐音。他在江西诗派中具有特殊性。     

20世纪桐城派研究述评

20世纪桐城派研究以其学术范型的转换和自身相对完整的阶段性为依据,可分为四个时期:世纪初前20年为承续期,三四十年代为进展期,新中国成立后至7O年代末为低落期,8O年代以来为复兴与繁荣期。20世纪的桐城派研究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憾,爬梳清理这一事实,对认识新世纪桐城派研究的新起点不无裨益。     

学派勃兴与学科崛起——李比希学派对吉森大学化学学科兴起的历史贡献及现实省思

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德国吉森大学的化学学科实现了从寂寂无闻到跻身世界一流的历史转变,不但使吉森大学成为当时学界公认的“化学圣地”,同时还直接推动德国取代法国成为新的国际化学学术中心。在这一进程中,由著名化学家李比希依托吉森大学化学实验室创立的李比希学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近代史上第一个依托大学形成的科学学派,李比希学派在近代大学史上开辟了全新的基于实验室的化学教学科研模式,奠定了吉森大学在近代化学领域特别是有机化学和应用化学领域的领军地位,并且以高水平和多渠道的学术交流极大提升了吉森大学化学学科的学术地位和国际影响。以李比希学派为参照,中国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学科进程中,应着力培育学术核心人物并充分发挥其引领作用,积极探索符合学科个性需求的特色化学术生长点,同时努力打造一支具有高度内聚性的学术团队。     

艺术学的现代性建构：从柏林学派到维也纳学派

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是西方现代艺术学学科的重要建设时期。在此期间,诞生了以柏林学派、莱比锡学派与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德语国家学术群体,以及一系列具有批评性、原创性与建构性的思想观念,从而在反思传统研究范式的基础上,逐步建设起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学学科,形成了以艺术科学理念为核心,以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为论域,以形式主义分析与图像学研究为基础方法论的新研究范式。这一历史进程不仅是西方学术史与思想史的重要篇章,而且它所建构起的艺术学研究的现代学术体系及其学理依据与知识谱系也成为当代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参照。     

《论语学案》与《论语后案》比较探析

刘宗周《论语学案》与黄式三《论语后案》同为浙东学派研究《论语》之经典。在注解原则上,《论语学案》志在教化,《论语后案》还原经典。在义理阐释上,《论语学案》求心之要;《论语后案》则对心颇为警惕,并将求心之要转化为寻礼之本。在解经方法上,《论语学案》直抒己见,《论语后案》重视考据。     

基于区域联动的校地人才引培及其耦合机制

区域联动发展战略对地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理念、引进战略、服务体系和协同机制等多个方面提出了新要求。目前高校与地方政府在引进培养高层次人才方面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校地缺乏耦合,人才的集聚效应并不明显。因此策应区域联动发展战略的校地双方要围绕区域发展过程中的功能或者角色,通过转变人才理念、构建政策联动机制、构筑发展共赢平台和完善人才共享机制等措施,形成校地耦合机制,从而消弭在人才引进培养中可能存在的分歧,最大限度提升校地人才引进培养的效果。     

Using an alternative evaluation measure for assessing juvenile diversion program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effectiveness of six juvenile diversion programs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of Denver, Colorado. Program success was measured by recidivism reduction. However, by using a one-for-one statistical client-baseline matching method and a variable definition of recidivism, we managed to overcome drawbacks that often occur when using recidivism as an outcome indicator. Together, program participants showed a 26% reduction in recidivism rate over that of a matched baseline sample. Although four of the six programs studied accounted for the overall success rate, we explain why two of the programs showed no significant reductions in recidivism r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