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史料文献征集编纂活动述要

抗战前后,国民党官方色彩的史学编纂活动相继展开,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战事史料征集会和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等史学编纂机构纷纷成立,其史料搜集力度之大、史家参与之众、后世影响之深,皆成为民国学术的重要特色。其反映了国民政府保存文献史料的不懈努力,亦是在抗战建国宗旨下激励民族抗战、重塑国民意识的一种手段。然而,受时局跌宕、资金短缺、机构本身效率低下等因素的掣肘,相关史料编纂工作不免事倍功半;然其存留史料之功,实应值得珍视。     

道统与政统——曾国藩政治伦理思想探本

曾国藩留存的诸多文字言论,蕴涵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探本溯源,曾国藩仕宦生涯中矢志不渝所诚挚信奉、躬身践行、聚力维护的,就是儒家的道统与清廷的政统。围绕着道统与政统这个核心,曾国藩在为官治军实践中极力倡行礼治德政、经世致用和人才兴政的政治伦理主张,试图通过自己的体悟开化,为道统与政统的延续寻求某种定力或门径。     

试论扬雄的“幸”与“不幸”

扬雄是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大影响而又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所谓"幸",文章论述了扬雄在事业上获得重大成功的一面;所谓"不幸",文章论述了扬雄的生前与身后所遭遇的主要的痛苦和打击.文章对扬雄寄以充分的理解和同情,但这种理解和同情,完全出于对历史的尊重,绝不含乡梓之情的偏见.     

唐君毅论儒家“三祭”的宗教精神与价值

儒家三祭指祭祖先、祭圣贤及祭天地。唐君毅认为儒家的三祭可在现实中彻通幽明,打通生死之道。他看到当时恢复儒家的三祭礼可能性小,因此着重阐发了三祭的新宗教精神及宗教价值,并对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辩驳。从儒家的三祭礼谈其宗教精神,这实际上涉及儒家的宗教性。唐君毅认为儒家的确有宗教性质与功能,因此在今日中国文化发展中,不能只有儒家哲学,还应当有儒教。而要发展儒教,不仅需做思想上的工作,还要重建新的礼乐文化。     

儒墨辨异

儒墨两家学说之间存有本质差异如果说前者代表了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其社会基础的内在超越式的文化路线的话,那么后者则代表了以中国古代下层劳动者为其社会基础的非超越的经验式的文化路线;这一本质差异的揭示在当代中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新疆奇台的理教和理门公所

1876年(清光绪二年),左宗棠率兵入疆,天津"赶大营"的队伍也随军而至。很多天津杨柳青人落户奇台。奇台为当时经济繁荣的"旱码头",继赶大营之后天津人纷至沓来。天津人将理教带到了奇台,奇台于民国二年建立了理门公所和二众公所。理教教义偏重儒家的伦理道德,其修正注重道教的性命双修,尊观世音菩萨为唯一偶像。文章使用了大量田野调查和人物访谈的第一手资料,对奇台理教从渊源、教义、戒律、宗教活动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地解剖,奇台的理教具有强烈的世俗化特征,也有地域和时代特色。     

试析现代新儒家的理论特质

在近现代中国三大文化思潮中,作为保守主义色彩相对较重的一派,现代新儒家旗帜鲜明地以传统的儒家思想和精神作为自身理论建构的源头活水。现代新儒家的理论,更多地以形而上学的理路阐扬儒家思想,在明确地以承续儒家之＂统＂为精神抱持的同时,又蕴涵着相当浓烈的现代诉求,从而呈现为既充满矛盾却又有其一贯性的理论形态。     

南宋书院的学祠与学统

宋代书院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理学家形成的学统及道统观念,对书院祭祀制度的完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宋时期的理学家有一种强烈的建构书院学统,以确立书院在儒家道统史上的意义、地位的精神追求,他们通过创建书院学祠,开展书院祭祀活动,以完成这一文化使命与道义责任。     

元代史学领域的"华夷"、"正统"观念

在对元代史学领域的"华夷"、"正统"观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华夷一家"观念在元代中后期于思想领域所获取的主流地位,并分析了这种转变的原因。     

对朱熹哲学思想的重新认识——兼评冯友兰、牟宗三解释模式之扭曲

在本体论或理气观上,朱熹哲学是柏拉图式的两个世界思想:但在心性论和道德修养领域,朱熹的心学思想却是系统、深思熟虑的,表现于各个方面。这就构成一种矛盾。而冯友兰、牟宗三否认有这种矛盾,一以贯之地以柏拉图式共相思想解释朱熹的心性和格物致知思想,认为格物致知是向外求理的认识论,把它用之于道德修养是思想糊塗、不通;朱熹所讲的性善、性即理及心之德,也被认为是告子和荀子一类思想。在这一解释模式之下,由程颐到朱熹、由北宋到南宋所发生的思想历史运动被抹杀了,朱熹对北宋诸子的思想集大成实际上变成了一句空话。冯友兰、牟宗三解释模式之成立,是混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区别所导致,是切削掉朱熹哲学体系中与此模式相矛盾的最基本的材料或对之进行曲释所导致。然而,这对朱熹本人来说,实在是很大的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