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民族志的力量:重返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工作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学民族志在田野工作和叙事复兴中与传统人文学汇聚,显著扩展了自己的学科边界。但是,这种扩展并没有解决社会学民族志在深度的经验发生和强烈的理论诉求之间遭遇的紧张。对于这种紧张,本文主张再访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即19世纪末期到一战之前的若干典型研究,从中反思早期社会学田野工作是如何在“直接经验”的倾向中完成类型化,以及如何在这个经验感获得的同时改变对社会世界的道德想象。早期社会学的田野工作的力量之一不在于以规范的诉求压制经验感,而是以独特的情感结构连接经验的观察和道德理想的重生。由此,我们不仅需要反思诸如社会调查到社区研究这样的简单思路,更要重新理解理论史上所谓的“进步主义式”的道德本身。这一工作对重新认识早期社会研究和今天的社会学民族志都具有意义上的准备。     

传统道德对政治文明建设的双重影响

传统道德中仁政爱民、重道尚义、立志与践履、克治与慎独的思想和品德等对执政党及其领导干部有积极的影响,同时,传统道德中官僚特权、宗法等级、重人治轻法治的思想和观念对执政党及其领导干部又有消极的影响。这种双重影响会导致党员干部执政能力的大小和执政水平的高低,进而直接推动或阻碍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必须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继承和发扬优秀的道德传统,反对和摒弃消极的道德传统,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以利于政治文明建设。     

佛教对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 ,除了在义理上大力宣传以外 ,还更多地利用佛教典籍中大量的故事、寓言、譬喻、史诗等通俗易懂的形式 ,使佛教进一步走入广大的百姓中间。佛教的这些生动形式不仅为六朝正在兴起的志怪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题材、语词等 ,尤为重要的是 ,它们还在人生观、道德观、时空观、小说的情节、叙事方式以及奇特的想象等方面 ,对六朝志怪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抛开其宗教内容的话 ,可以说 ,佛教中的这些形式 ,是对中国文学的一大礼赠。     

生态文明的道德与法律支撑

伦理与法律是保护环境的两种主导方式。对生态环境保护来说,道德伦理建设与法制建设同等重要,后者是制度层面的,是强制性的,前者是内心自觉的,是基础性的。如果单纯依靠法律的外在强制力量并不一定带来人们心理上对保护环境的认同,而只有得到人们普遍心理认同,只有这两种外在与内在性因素的同构与融合,才能切实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所以生态建设,要坚持依法治理和以德治理相结合。     

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研究

本文论述了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作者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许多历史著述、民间文学以及社会实践中,凝聚了许多优秀的道德传统。文章分析了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特点,强调加强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研究,对于丰富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内涵,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两课"应加强大学生网络道德和网络法制教育

"两课"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新形势下加强对大学生的网络道德和网络法制教育,培养他们的主体意识和自律意识,提高他们的判断能力、推理能力和选择能力,使其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思潮和各种诱惑,用逐渐成熟的眼光看待网络社会的各种现象,是"两课"教育教学的新任务.     

屈原在民族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的贡献

屈原是最早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是中华民族孕育出来的世界性的伟大诗人。他的艺术创新为民族文化创作的个性化开辟了道路;他独特的思维方式为代代相继的文化革新提供了启示;他的心理情感普遍地影响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并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特质。     

生态旅游--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生态旅游是我国正在发展的新兴旅游形式,是旅游和环保的密切结合。生态旅游是一种特色旅游产品,是一种教育手段,其核心是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生态道德是生态旅游的道德保障,要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加强环境管理,实行有序开发。     

解蔽与成圣:荀子认识论新探

荀子明确将自然对象排斥于人的认识领域之外 ,而把认识对象规定为三位一体的“五经”、礼义和道。荀子的认识方法 ,一是通过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心灵 ,以静观的方式来认识对象 ;二是认识主体以“行”即践履的方式来把握对象。荀子的认识目标有两个层面 :其一是知性层面的“解蔽” ;其二是德性层面的“成圣”。从上述认识对象、认识方法、认识目标的具体规定来看 ,荀子的认识论是一种“社会道德认识论” ,而不是所谓的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     

领域分化后的道德寓所——兼论公共行政的道德原则

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现在正处于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在农业社会,社会的一体性决定了它的制度是“权制”的,它的治理模式是“权治”的,道德的因素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会有着不同的要求和表现。工业社会是一个社会分化的过程,特别是领域的分化,把道德主要限制在日常生活领域之中。私人领域也要求道德的支持,但是,自利的追求往往把道德置于客观结果的位置上。至于公共领域,则是一个非道德的领域。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了领域的融合,从而为普适性道德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前提,也为在道德发展最新成果的基础上进行道德制度和德治体系的设计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