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的内容：小说叙事中直接引语塑造人物身份研究

当前国内文学批评界过于重视思想分析,忽视语言形式分析,这一点在文学形象塑造研究上尤为严重。文章旨在批判这一现象,凸显语言形式分析之重要性。通过分析《傲慢与偏见》中的直接引语即人物对话,研究人物身份塑造的过程,研究发现：人物身份通过交际句法逐步展开,在本文中体现为“请求——拒绝”这一基本交际结构,作者在人物形象塑造的同时,借助人物声音表达自己思想。本研究对弥补语言研究和思想研究之间的鸿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诗意的批判--论萧红小说的反讽叙事

反讽叙事在萧红的小说中是进行国民性批判的主要叙事策略,这种对反讽的自觉运用使作者以一种更具审美性的方式含蓄而诗意地表现国民性批判的意图,同时也是萧红小说语言诗化特点形成的原因之一。反讽机制的运用使萧红的小说叙事实现了对现实世界和人性世界的深层揭示和哲学反思。     

论鲁迅对传统婚姻夫妇伦理的批判

鲁迅剖析旧婚姻夫妇伦理,进行了对"男尊女卑"、"妇女自身奴性"和"节烈道德"的批判,来表明其对具有时代特征的夫妇平等的伦理关系的寻求。     

文学鉴赏与文学批评的基本特性辨析

文学批评是对文学直观阅读经验的审美反思,是反思后的表达,是表达中的反思;主体性、象征性、语境性、对话性是批评言语的四大特性。文学鉴赏虽是属于前文学批评的直观阅读活动。但它追求一种深度艺术体验,与诗意人生相融合,在阅读态度、方式、境界上与文学消费有质的区别。     

《诺斯托罗莫》的伦理阐释

《诺斯托罗莫》历来被评论家认为是康拉德小说创作的巅峰之作,寄寓着丰富的道德内涵。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从康拉德的道德观入手,回到小说创作的历史语境,结合小说的叙事艺术,挖掘小说主人公诺斯特罗莫和高尔德在物质利益的引诱下不断堕落的伦理学意义,揭示人类道德堕落的严重后果,表现出康拉德深切的道德关怀。     

呼唤体悟性的智慧批评——对国内研究王安忆《长恨歌》的反思

目前国内对《长恨歌》的评论集中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都市—女性、叙事—语言、与其他作品的比较、借用他者思想或理论的解读、批判。总体说来,体悟性的智慧批评非常缺乏。智慧批评的终极目的是:给自己的思想添加炉火,给自己的心灵注入清泉;即使背负沉重的枷锁,也要珍爱生命—积极生活—感悟存在。     

《文艺报》与“新时期文学批评”舆论空间建构——以“介入与建构（1978-1980）”为中心

《文艺报》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此种关联有助于我们梳理刊物本身与文学批评舆论建构的密切关系。在新时期文学批评舆论建构的初始阶段,《文艺报》以＂介入与建构＂彰显着主导文学评论刊物的媒介价值观与立场。这主要表现在总结态势与成绩＂,漫谈＂文风的＂回归＂与延续,刊物栏目的＂回归＂与＂新创＂,举办座谈会和编发会议报告、讲话及读者来稿＂,作品讨论＂的出现与坚守,以及舆论的＂视觉＂诉求等等。     

评茅盾1949年前的“鲁迅论”

本文集中对茅盾1949年以前有关鲁迅的论述和评价进行了梳理。主要讨论了茅盾＂鲁迅论＂的分期、内容及特点,其中涉及到茅盾在研究鲁迅作品时的几个重要理论术语和提法,指出了茅盾＂鲁迅论＂对鲁迅研究界的贡献和影响。     

现行证据法定形式批判

我国的证据法定形式只有八种,诉讼中证据只能以这八种法定形式存在,不能再包括其他任何形式的证据。这样的证据法定形式存在三个深层次问题：一是证据法定形式呈现封闭性,很多证据无法归入八种限定的法定形式;二是法定证据定义阙如,各证据法定形式内涵外延不确定;三是证据法定形式划分标准混乱,各证据法定形式相互交叉叠床架屋。这种不合理的立法规定导致了司法实践中证据法定形式形同虚设。因此,对现行的证据法定形式进行批判,着力解决上述三个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现代文学叙事性艺术的生态考察——以现代小说、话剧名著的改编为视角

1917年到1949年间，中国现代文学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艺术，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文章通过对30年间现代文学名著改编史的论述，揭示了它们不同阶段的各自发展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