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冲之词风论略

~~休去。几多春色 ,禁得许多风雨。海棠花谢也 ,君知否。前篇上片写女主人公晨醒后的见闻 ,“寒食”点出季节 ,在这春色顿减的季节里 ,主人听到的是深巷中叫卖牡丹花的声音 ,看到的是小院里燕子飞翔的姿态 ,想到的是昨夜风雨 ,恐怕把春色消减得只剩一分了吧 ?此情此景 ,本该伤感 ,但帘中人却心情怡然 ,享受着这阴晴带来的不同快意。女主人公乐天开朗的性格至此已经初步勾画出来。下片写女主人公的举止神态 ,她慵懒起床 ,脸上还带着宿酒未醒的红晕 ,她无拘束地用衣袖抹去脸上残妆 ,凭窗而坐 ,直到太阳升高 ,才开始梳洗打扮。“看着花阴移改”…     

彭德怀事件与接班人问题

1959年庐山上发生的彭德怀事件对接班人问题具有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加深了毛泽东对于党内出现"赫鲁晓夫"的忧虑;突出了林彪在接班人序列中的地位;为刘少奇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从《论衡》看王充与谶纬之关系

王充与谶纬之关系较为复杂,这在其《论衡》一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论衡》一书常引用或化用纬书,这表明王充不仅熟悉谶纬而且多受其影响。他虽然对一些预言未来的谶言作了批判,但并未完全否定谶言与河图。他以命论等理论对圣王感生、异貌、受命等作了新的解说,但并没有完全否定这类政治神话,对汉代皇帝的政治神话更是信而不疑。他虽然不相信天人感应理论,对灾异谴告说作了批判,但却相信星气说、应政说等,并借助符瑞盛赞汉代帝王。     

《屈子阳秋》评述

屈原及其作品给后世留下了太多的谜团,解开这些谜团,还一个本真的屈原及其作品,成为众多“屈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黄崇浩精心结撰的《屈子阳秋》一书,就是这样一部力作。它以结构宏大、考辨详实、结论精当而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非别的同类专著所能替代。     

彭咸考论

《楚辞》中多次出现的“彭咸”不是“投水而死”的代名词 ,它既是楚地传说中神巫的代表 ,又是殷商王朝杰出的历史人物。“彭咸”神话及政治的二重身份与上古神话的政治化、世俗化有关 ,它既是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交替的产物 ,又是我国古代文化过早走上理性化历程的必然结果。只有如此来看 ,我们才可以对《楚辞》有关诗句作出合理的诠释。     

媒体话语中的重新语境化与改适转换———以“彭宇案”为例

本文在总结前人政治话语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整合v a n D i j k [1-2]的语境模型和 Wodak [3-4]的话语历史分析法,提出了适用于重新语境化与改适转换研究的“话语历史-语境分析法”.然后,文章选取媒体话语为语料,重现了“彭宇案”的审判语境、媒体解读语境、报道语境和读者解读语境,探讨了审判话语与媒体话语的篇际互文与互文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重新语境化、改适转换与话语解读的关系     

朝鲜阳明学派的形成与东亚三国阳明学的定位

朝鲜朝时期(1392-1910),在退溪学的主导下通过对阳明学的辨斥,才形成了不同于中、日两国阳明学的独特的朝鲜阳明学派.就学术个性而言,朝鲜所接受的阳明学比较接近中国北方的阳明学,而日本所接受的阳明学则较为接近南方阳明学.比较而言,中国的阳明学发展到后来,已从政治层面深入到民间社会,与平民教育相结合,走的是政治化加世俗化的普世主义的发展路径;日本的阳明学起先只是掌握在儒学教师个人手中的文化知识,后来为了实际的需要而逐渐成为武士阶层手中的思想武器,走的是学问化加功利化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径.而朝鲜的阳明学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与佛教禅宗相混同的异端思想被引进的,因而是在垄断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辨斥声中被官方和民间艰难地接受和传布的,走的是如何适应以程朱理学为绝对权威的类似原教旨主义的发展路径.     

彭孙遹佚作辑评

彭孙遹是顺治、康熙年间与王士祯齐名的著名文人,其诗词文赋风行海内,影响深广。晚年曾亲订平生作品为《松桂堂全集》三十七卷,但由于政治和自身经历的原因,其诗风、文风前后有很大转变,他在编订全集时,必有所斟酌取舍,故而漏收了部分作品。今从清初别集中辑得其诗4首,文3篇。这些辑作,对全面了解彭孙遹的思想和创作,当有所助益。     

彭泽与甘肃之变

成化至嘉靖初年 ,明朝所面临的最严重的边疆危机是西北边疆地区的哈密危机 ,甘肃之变是该危机日益加剧的集中反映。彭泽举措失当与甘肃之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正德末年和嘉靖初年 ,明廷就彭泽在甘肃之变中的责任问题发生了两度激烈的争论 ,最后皆以彭泽受惩处而告终。特别是嘉靖前期对彭泽等人责任的再讨论 ,是解决哈密危机的必要步骤。对彭泽等人的惩治为解决哈密危机和安定西北边疆扫清了障碍。     

从“后汉三贤”的天道观看东汉士人个体意识的萌发

"后汉三贤"王充、王符与仲长统在各自著作《论衡》、《潜夫论》及《昌言》中都有关于"天道"的精辟论述。王充指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将人从天人感应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王符主张"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强调人之调和阴阳、和谐治道的作用;仲长统进一步提出"天道为末,人事为本"的观点,突显个体价值。三者天道观的历时演变轨迹正是东汉一代士人思想解放、自我意识萌发的过程,其中有对前朝"天人感应"言论的承继,亦透露出后世玄学思想的新动向,并映射出后汉一代士人欲突破天命、寻求个体价值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