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解放的革命教育理念与实践：以西北军政大学为中心

西北军政大学作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区域性军政大学之一,接续抗日军政大学的革命传统,呼应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的时代诉求,开展了基于解放目标的教育动员行动。通过开放的办学方式、灵活的教学内容、明确的革命导向,西北军政大学将思想教育与解放事业相结合,以批判的武器支持武器的批判,适应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与专业人才,形成了植根中国社会实际和革命斗争需要的特殊高等教育模式,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与深远的历史影响。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及时代超越性

西方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之路向是以全球性生态空间修复策略、时间修复策略掺杂生态霸权主义谋划而展现自身的生态叙事合法性的。它所证成的合理性,实质上不过是资本逻辑的生态隐性呈现及非正义剥夺。拒斥“资本丛林”成为新的生态文明创造的基本方向。从实践的生态本体论、认识论以及价值论出发,以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鹄的,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构筑了一个“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共同体”逐次展开的新路径。它摒弃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思维模式,建构了作为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生态主体性,塑造了以总体性环境正义为特征的伦理样态,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态空间生产的时代超越。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的包容性与发展性为其能持续引领全球生态文明提供了可能。     

论改革开放的世界社会主义意蕴

挖掘改革开放的世界社会主义意蕴,对于提升改革开放的自觉、自信与把握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不仅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为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实践推进与制度文明提供了经验借鉴。首先,改革开放是对人类解放的当代诠释,凝聚了世界社会主义的价值共识与实践旨归;其次,改革开放开创了“命运共同体的社会主义”新形态,为世界社会主义迈向“真正的共同体”铺就了可行进路;再次,改革开放彰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正义逻辑,为全球正义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构建奠定了基础;最后,改革开放是对人类文明的新拓展,有效地释放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新文明属性,引领着世界社会主义文明的时代趋向。     

新媒体背景下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

党的十八、十九大均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十九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的出台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但公众的参与程度与许多因素有关。在积极发动和鼓励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可发挥新媒体协商平台的作用,提高新媒体的回应能力,为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保障;公众应借助新媒体互动平台的功能,进一步提升生态意识,践行生态行为,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环保组织要发挥新媒体的聚焦作用,推动环保组织的成长壮大。     

文本、行为与制度：顾炎武道德形象新阐释

顾炎武不仕贰朝的道德形象被晚清以来的政统与道统肯定。学界将顾炎武不仕贰朝的原因归结于个人超群绝伦的道德品质,这种解释既无视顾氏与新朝频繁接触的史实,也没有考察顾氏不仕贰朝的具体原因。要解释顾氏思想与行为的变化应该到清初制度环境中寻找,清政权实施一系列的汉化与尊儒制度,为顾炎武等人与清政权的接触提供了制度环境。顾炎武与清制度共同推崇的儒家思想是二者耦合的思想基础。顾炎武的思想与行为是现实的,他的形象也应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哲学依据

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抓好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我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文化根基中的生存智慧作为哲学依据,是顺应时代要求的新论断。这个思想有着生态自然观与生态经济观相统一、规律性与目的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科学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思想特点。有此思想指导,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然指日可待。     

基于时间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时间规律新探

随着即时网络时代的到来，思想政治教育学要实现现代转型，探究者必须紧跟时代行进的步履，发扬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的精神，深入揭示和科学应用思想政治教育新规律尤其是时间规律。基于时间学，从社会背景条件、教育对象、教育者、管理者角度去考察，思想政治教育时间规律群大致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适合时代发展状况规律、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的时间规律、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间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管理规律等四大类型的一级时间规律。其中，每一类型的一级规律包含诸多二级规律或曰子规律。自觉把握和科学应用这些规律，有助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不断从实然状态向应然状态、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     

西方人类学农民研究综述

农民研究包含了人类学关注的所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农民概念中的复杂性使得对其进行具体分类和厘清尤为必要。 文章通过对国外人类学农民概念及农民研究的梳理,呈现出人类学农民研究的三个重要阶段:对农民的定义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从清晰到逐渐被消解,以及当下再小农化的历史进程。 总体而言,农民研究主要围绕文化和政治经济两个方向展开。20世纪以来,农民以不同的形式融入更广泛的社会组织中,农业正在以农民的方式日益重组。     

论鲜卑段部的源流和兴衰

段部出于东部鲜卑,其远祖为先秦时期的屠何,早期活动于徒河地区,北朝时段部与慕容部、乌桓又同称为徒何。段部的兴衰与晋末十六国时期的政局变化有着密切关系,段部与司马越、王浚结援,在司马越当政之时而走向强盛,随着司马越集团的败亡及临敌石赵、慕容燕的崛起而逐渐走向衰亡。同时,段部的兴衰也对晋末十六国政局产生了很大影响。     

The Chinese Road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Continuity

The Chinese road has deep historical roots. Its most striking feature is that it is marked by historical continuity rather than rupture, and the main force behind this continuity is its intrinsic dynamism and vitality. Unlike the paradigm of Eurocentrism or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the comparative analytical paradigm discovers China through long-term comparisons with corresponding countries in the same time and space in an effort to find positive elemen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oad and to refute the long prevalent theory of Chinese stagnation. Seen over the course of world history, the impetus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s most brilliant agrarian civilization was endogenous. This impetus was not a momentary “explosive force” but a sustainable institutional drive whose main constituents were the independent farming household, endogenous government capacity and adaptive national governance. In addition to the main theme of “permanent change,” Chinese development had a secondary theme of “cyclical change” which cannot be ignored. The roots of Chinese development are buried deep in the genes of this agrarian nation in the form of sticky institutions, bureaucratic inertia, arbitrary power, etc. Historical continuity provided a foundation for China’s creative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modern times, ultimately laying down a socialist developmen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lthough this remains an unfinished relay 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