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范式转换的逻辑基础考察——从主观逻辑的立足点转到一切从客观逻辑出发

马克思哲学范式革命中始终贯穿着一个根本的"逻辑转换",那就是从主观逻辑的立足点转到一切从客观逻辑出发。马克思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虚无缥缈的观念世界转向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他的哲学立场转换大体经历了从唯心主义的理想主义转向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然后又从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从旧哲学那种超人、超自然、超历史、超阶级的"无立场"哲学转向现实的人的立场、立足于工人阶级认识改造世界的需要来实现哲学革命。坚持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唯物主义思想认识路线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合乎逻辑的哲学变革的基础或根本逻辑。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哲学完全没有把握生活的根本逻辑或生活本质,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是它们的必然逻辑归宿。     

哲学视野中的体育观

作者对体育思想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及其与当时哲学思潮的关系和哲学思想对现代体育实践的指导等进行了理论探讨 ,为人们在现代社会中从哲学的高度认识体育科学提供了新思路     

略论北宋“义理之学”的两个取向

北宋新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义理之学",而北宋"义理之学"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取向,那就是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和心性、性理取向的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是占主流的.后来,由于政治改革的挫折、儒学经世论方面的学术资源的相对不足、排斥佛道思想的需要等方面的原因,注重心性的义理之学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女性伦理学的哲学意义

以关怀伦理为代表的女性伦理学,挑战着西方以正义伦理为代表的主流伦理学并对哲学乃至其他学科带来极大影响。但是,在西方学术背景与社会背景下,女性伦理学在享用西方后现代哲学理论成果的同时,也承负着哲学困境所带来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难题。从中西哲学比较的视角来看女性伦理学,一方面中国文化或许能为西方女性伦理学的发展提供更为合理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一方面也为当今世界哲学观念的转变、哲学方向的发展提供富有启发意义的思考。     

翻译研究的修辞哲学视角

西方翻译研究由来已久,但多年来未能形成独立的学科理论体系。进入21世纪,翻译研究综合性和跨学科性特点更加凸显。西方古典和现代修辞哲学翻译观,为从修辞哲学视角进行翻译研究提供了可能。研究结果表明：修辞哲学视角下翻译研究的内容应包括修辞和翻译主体的研究、意义阐释过程的研究和知识构建过程的研究。     

当代古巴的哲学与社会主义--访古巴科学院院士、著名哲学家龚萨里兹教授

古巴与我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在当前都面临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艰巨任务,两国学者应当在思想上加强沟通,在学术上加强交流。     

试论葛兰西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论贡献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奠基人之一,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知识分子与文化领导权理论、社会进步与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等在整个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并成为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然而,在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存在重卢卡奇而轻葛兰西研究的局面,葛兰西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论贡献远未被发掘出来。以往的研究和评价或者满足于对葛兰西实践哲学作定性研究,以判定其实践哲学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哲学阵营为旨归;或者把葛兰西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源头,以探寻葛兰西实践哲学对后继者的影响为目的。但是,上述的研究恰恰忽视了葛兰西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论贡献这一最为重要的内容。在我们看来,葛兰西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对马克思哲学所作的解读、从哲学理解范式根本转换基础上对马克思实践哲学所作的全新诠释、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重要理论观点其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     

关于中西哲学与文化的对话

中西之间通过接触，能够彼此增进一些文化背景的了解。二者在不同的思维方式、抒情方式、表达方式中，存在着异中之同。如果不同文化的概念都是不同质的，那也就不存在文化上的比较研究了。一个时代的主导思潮对思想文化的兴衰会起决定作用。中西哲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就其所涉及的领域或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都有某种类似或相同之处。     

过程哲学的硬核学说及其神学旨趣

过程哲学是关于实在之生成、存在、发展和消亡的学说,其硬核学说包括宇宙论、机体说、知觉的非感觉论学说、两极有神论等多方面的内容,对当代西方宗教神学、生态主义、女权运动等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过程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改造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中国民间社团合法性获得的实证研究——以广州市C社团为例

通过对广州市残疾人社团——C社团的分析,可以看到,民间社团发展的最大困难不是资源(资金与人力)的缺乏,而是行政合法性的缺失进而导致难以获得法律合法性(在民政局登记注册,获得独立法人资格)。政府对行政资源的控制是影响民间社团在中国获得合法性的最大约束,同时,这种约束在1980年代末实现了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