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女性观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严格遵循“现实”原则,真实表现了在封建社会中女性被“工具化”的悲惨境遇。蒲松龄塑造了两类女性形象:超凡的女性形象、平凡的女性形象,一部分超凡的女性因具有超凡能力而拥有自己的意志,保持着独立人格;另一部分超凡的女性和平凡女性因将封建道德理念内化为自身需求而无力拥有独立人格,依附于男权社会。蒲松龄尊重、欣赏女性,对她们受“制度”控制无法冲破现实藩篱的无奈与不幸给予了同情和怜惜。     

高堂华屋外的野百合——蒲松龄辞赋的独特意蕴

蒲松龄辞赋从赋的高堂华屋走向世俗民间。蒲松龄以其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叙写民间的艰辛和苦难,表现出对底层深入骨髓的体认和关怀,并将役使鬼神、抒发孤愤的聊斋笔法与香草美人以寓忠贞的屈骚传统完美结合,在香花幽草的灵异世界里雕刻出人间社会的微缩景观。其语言收放自如、雅俗共赏,生动热闹的俗世场景在相对凝固的赋体中自由跳动,由此表现出独特的文化意蕴。     

《元韵谱》韵部研究

明末乔中和《元韵谱》一书依时音编定,十二韵部分部法是该书的创举。十二韵部较之《中原音韵》的十九部是一个简化,简化的主要原因是入声韵消变,与阴声韵合流叠置。现以今北京话音系为参照,从音类分合的角度进行考察并发现《元韵谱》里中古宕江摄、通摄三等入声字只有文读音,曾摄一等、曾摄三等庄组、梗摄二等入声字只有白读音。通过与《中原音韵》的比较,得出《元韵谱》音系存在闭口韵消失、撮口呼产生等语音变化的现象。     

论郭璞身份认同的错位——兼论汉末魏晋时期思想与学术的历史流变

作为东晋著名的学者与文学家,郭璞对政治活动的参与是以占筮的方式来进行的,因而在同时代的士人眼中,他的身份是“占卜家”;但就其政治思想而言,郭璞仍坚持汉儒之学,认为只有士人身份方是参与政治活动的正途,因而其自我定位仍为士人。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郭璞与其他士人对其身份认同的不一致性,而这种“士人”与“占卜家”身份认同的矛盾正是导致其悲剧的一生的根本原因。就时代与学术背景而言,郭璞身份认同的借位,也是汉末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学术思想波动变化所致。     

陈绎曾与元代文章学

由于文献久晦,元代陈绎曾的文章学观点颇为学界忽视。其相关论述主要集中于近年重出的《古文谱》、《古文矜式》和《文说》当中,涉及文章本体论、修养论、创作论、文体论、风格论、鉴赏论等诸多方面,见解深刻,体现了鲜明的元代文化特征,堪称元代文章学的最高成就。     

洋浦的招商与腾飞

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投资环境建设已初具规模、日益完善；但是洋浦的招商工作却步伐缓慢、成效不大。洋浦应当把“带动海南经济发展”作为招商工作的指导方针，以高技术高标准高效益为基点，大胆地创造性地开拓招商工作的新局面。     

梅鷟《尚书谱》的"武断"与创获

明代梅鷟<尚书谱>五卷,迄今未有刊本.阎若璩称此书"殊武断也.然当创辟弋获时,亦足惊作伪者之魄."其"武断"之处表现在:断定孔壁<古文尚书>十六篇为孔安国伪造;断定东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皇甫谧伪造;否定<百篇之目>,断定<尚书>全经七十七篇;臆造"刘向<别录>古文尚书五十八篇"篇目,等等.其"创获"主要表现在:考辨<尚书序>(大序)之伪;考证郑冲未见<古文尚书>;考辨晋人<武成>篇之伪,等等.     

论蒲松龄的儒者情怀——以小说《聊斋志异·黄英》为中心的考察

身处明清社会的转型时期,受大的社会思潮影响,蒲松龄认同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然而在他内心深处仍然认为＂儒＂是正统。《聊斋志异.黄英》中蒲松龄在传统的菊花意象的文化意义和符号价值的基础上赋予其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在新价值的赋予和消解过程中体现了蒲松龄对儒家文化的遵从。陶弟化菊,黄英不复业菊都表明,虽然商人的地位有所提升,但是最终都要由商回归儒,从中折射出蒲松龄对儒家文化的坚守。在这篇小说中蒲松龄还叙写了黄英与马子才之间理性掺杂其中的一段典型的儒家式的婚姻。作者在抒写爱情和婚姻之际,少了＂心学＂对个性的张扬,多了儒家固有的理性和温柔敦厚。     

梦魇里的华美 惊魂后的沉思——蒲松龄志怪小说与爱伦·坡恐怖小说之比较

蒲松龄和爱伦·坡两位大师均在怪异小说方面取得卓越的文学成就.蒲松龄以生花妙笔赋予鬼狐以人的爱恨情感,使之在人的社会法则中演绎一个光怪陆离的因果传奇.而爱伦·坡的恐怖小说则不受时代的限制,在神秘莫测的幻境中表达永恒的主题:美的幻灭,死亡的恐怖以及对怪异现象的疑惧.     

文天祥佚文《吉水竹塘莆阳王先生传》及其史料价值

《吉水竹塘莆阳王先生传》是新发现的一篇史籍失载的文天祥珍贵佚文。《吉水竹塘莆阳王先生传》的史料价值在于:填补了文天祥生平中咸淳壬申年,即度宗咸淳八年(1272年)史料的断年缺失;修正了有关史料对文天祥历史记实的偏颇失误;为文天祥文集补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