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关联和互动

为重新梳理和认识媒介体制与国家政治体制的关系,运用制度演化理论纵观中国百年来新闻发展史,审视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分析认为,在中国这一百多年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每一种政治模式都对应着一种媒介体制;媒介制度的演变往往与学校教育、社会团体的发丛程度以及工商业的兴盛保持一种同步演化的关系;媒介制度系统内外的“制度耦合性”可以解释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层次性与规律性。     

柔性组织:企业组织结构的战略性创新

认为节省交易费用的动力形成了现实中的企业组织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曾对工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传统层级组织结构,已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于是,一种能对不确定的环境迅速反应的柔性组织应运而生,并逐步取代传统组织。这种柔性组织具有：全方位联盟,竞争性合作,组织型学习等市场行为特征     

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

自新公共管理诞生以来,对它的质疑和批判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诸多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中,以美国学者登哈特最具代表性,在对新公共管理模式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登哈特明确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的学说。虽然笔者并不全然赞同新公共管理的观点,但是新公共服务的批判及其主张却值得商榷。或许当我们审慎看待新公共管理时,新公共服务也同样需要我们审慎对待。     

为民主共和事业而顽强协作——记辛亥革命时期的黄兴与李烈钧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推翻清王朝并且能够激发后来的人们前赴后继地去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得益于二个重要因素:坚定不移的目标与顽强的团结协作精神。辛亥革命时期的黄兴和李烈均就是其中的光辉典范。这对于我们如何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协力,朝着我们丝毫也不能动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奋勇前进,具有巨大的历史借鉴作用和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后金融危机时期油价走势与东北亚能源战略合作

文章用随机数学模型讨论了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油价走势,指出国际原油价格继续走高,且有可能出现新一轮油价暴涨,由此亚洲溢价问题会变得更为突出。面对严峻的共同问题,东北亚各国加强能源合作已势在必行,合作则共赢,暗争则互损。导致亚洲溢价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亚洲(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对中东石油的过度依赖。解决亚洲溢价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寻求新的油气进口源地,使东北亚石油进口来源多元化、分散化,并建立起东北亚能源安全的多边合作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亚洲溢价问题,开拓泛丝路能源通道对东北亚能源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公共图书馆开展青少年信息素养教育探析——以“广州市青少年信息素养提升行动”为例

在青少年信息素养课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广州市青少年信息素养提升行动,探讨公共图书馆开展青少年信息素养教育的有效方法,提出公共图书馆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的五点建议:争取社会援助,与各种社会组织广泛合作;根据培训用户需求调整信息素养教育内容;培训形式要生动活泼,要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做到寓教于乐;注重青少年信息素养教育具有持续性和持久性;将青少年信息素养提升教育寓于日常服务当中。     

当下人文知识分子对农村介入的困境及出路

纵观历史,人文知识分子对农村的介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由于当下人文知识分子自身定义的模糊,自身诉求的不同,以及其文化资本与政府政策的脱节,导致了人文知识分子与农村关系的＂断裂＂。＂和合＂是解决人文知识分子介入农村的较好手段。要达到两者的＂和合＂局面就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轴;促进教育改革,吸引并留住外来人才;保障＂文化资本＂向经济、社会资本的转化;放宽体制的钳制等。     

实习实训提升学生就业能力的实践与探究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如何有效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是切实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关键。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培养技术型人才的关键环节,本文将重点探讨实习实训对于实现学生在毕业前获得实质性的职业技能提高和职业素质培养所起的作用。     

传统荒政的公共性与行政国家成长的再审视——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在政治与行政融合的表象下,传统荒政之演进内含官僚制通过构建和完善赈济灾荒的公共行政体系,达致提升荒政的行政效能和表达政治价值诉求的合理化过程.但时至近代,国家能力下降和近代化因素的引入却使其内含的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念受到再审视,甚至发展为对整个官僚制体系遵循的行政规范的全面修正,亦使官僚制自身的演进陷入巨大挑战之中.因此,仅就行政国家成长中的“制度设计”而论,这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此过程即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体制自身具备的变革逻辑.     

公共政策合法性的民主化重建*——公共领域视野下的“医改”进程审视

当下中国的公共领域正在蓬勃兴起,并展现出浓重的法治诉求.特别是“医改”的议题设置及其“问题化”、方向讨论中的利益博弈、“案件”披露的制度性反思等等,在公共领域中形成了巨大的“层级”共振和溢散效应,不仅对公共政策合法性进行了民主化供给和时代重建,也为民主法治进程提供了新兴动力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