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经学对历史的理解——以天人、古今关系为视角

天人关系和古今关系是中国传统学术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前者涉及历史的动因问题,后者则关涉历史之变化。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认为,孔子通过作《春秋》以寄寓其对天人、古今关系的深刻认识。那么,服膺于《春秋》的董仲舒,是否也通过其经学来表达自己关于天人、古今关系的理解呢？通过对董仲舒的＂道＂和＂统＂学说的系统梳理,我们可以得出肯定的答案。董仲舒认为,在历史进程中既有保持相对稳定的＂常＂,也有时时变动的＂变＂,＂常＂与＂变＂之间又存在紧密的关联,而无论＂变＂与＂常＂,又都可以从天人关系上寻得依据。董仲舒经学的上述认识,无疑表现出对历史的丰富理解。     

论《史记》的舆论意识及书写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叙述中突出民间舆论话语和人物制造、引导舆论的情节。民间舆论话语表现为各种风谣传说和民间领袖的舆论影响;人为舆论制造包括历史人物对自己的舆论包装及其通过舆论引导充当政治领袖,影响历史进程等情节。蕴含其中的舆论意识及其书写不仅在表现社会风貌、饱满故事情节、表现人物性格方面完整着历史叙事,还凸显着广阔历史进程中的人民力量,是司马迁进步的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又一具体表现,充分显示出司马迁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求索。以社会舆论视角观照《史记》的历史真实与政治监督问题,可充分体认史迁的“良史”精神。     

钱大昕致毕沅书札

此信是钱大昕收到毕沅分俸赠款后的答谢函。内容涉及钱竹初招修鄞邑志事 ,并向时在毕沅幕府的邵晋涵、孙星衍、洪亮吉诸人致意。     

论鲁迅对司马迁的认同与超越

本文解读了鲁迅对司马迁的评述,并以《故事新编》和《史记》为例,从悲剧英雄情结、复仇意识、“寓庄于谐”的艺术手法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对鲁迅的影响以及鲁迅对司马迁的超越。杂文和《史记》分别作为鲁迅和司马迁文学世界的主体,在艺术上都讲究含蓄美,畅达明朗,然而鲁迅的杂文更追求诗情和诗美,体现出高深的文学造诣。     

《郑风·褰裳》诗中“狂童”之所指

《郑风·褰裳》中“狂童”之所指,主要有郑厉公“突”与“淫女戏谑其所私者”两种说法。实际上,春秋时期还没有后世那种君主集权的大一统思想,以上两说都囿于后世的尊君思想而未能得出正确结论。当时国人参政议政,大胆地批评当政者甚至国君之事颇为常见。根据春秋史事,“狂童”应当为郑昭公忽,此诗虽然看似民间情歌,但却不可简单地理解为男女私情之作。所谓的“淫诗”事实上往往与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或引用以影射政治,又或托男女之辞以言君臣之事。《褰裳》诗正是国人利用郑国当地通俗的歌谣形式来讽喻当政者,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佳作。     

《菩萨本缘经》撰集者和译者之考辨

三卷本《菩萨本缘经》题名为僧伽斯那撰、支谦译,但考察此经的著录和僧伽斯那的生平,可知该经的撰集者尚不能确定。通过对经中“地了”、“某甲”、“涅槃”、“摩睺罗伽”、“阿修罗”、“颇梨”等词语以及疑问副词“将非”、疑问语气词“耶”和“乎”、被动句等语法现象的考证,得知该经的翻译者不可能是支谦。此外,该经独特的外在结构也使其在形式上与支谦所有可靠译经有明显区别。综合文献学、语言学、文体结构特点三方面的论证得出如下结论:《菩萨本缘经》的撰集者目前尚无法确知,译者不可能是支谦,其翻译年代应晚于三国时期,可能在西晋之后。     

天道与元气：王符政治哲学思想的形而上依据

与以往的天道观相比,王符《潜夫论》中的天道观肯定宇宙万物是由“元气”生成,否定了宇宙有始的论调;认为“元气”的衍生没有任何外在的作用,与官方正统神学目的论划清了界限;强调元气本源论有个发展、演化的表现过程。     

杀害“救时宰相”于谦的主谋徐有贞其人其事——兼谈所谓的于谦“迎立外藩”问题及其“襄王金符迷失案”

发动＂夺门之变＂的徐有贞曾与于谦共同参加京城会试,并因为治理山东黄河水患和兴建水利之事而为世人所称道,四库全书评价他博览群书,时人亦称赞其才华出众。但名利心太重的徐有贞于＂土木之变＂时主张南迁,又因为求官未得而对于谦怀恨在心,最终成为陷害于谦的主谋。此外,＂迎立外藩＂之罪是如何栽赃到于谦身上的,对徐有贞该如何评价,文章将一一探讨。     

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观疏解

20世纪以来国粹派、东方文化派、现代新儒家等不断举起“文化民族主义”的旗帜,试图在争取国家独立富强的同时,发扬传统,重建起独立的民族新文化。钱穆的整个学术活动,就具有这样的时代和文化流派特征。厘清了钱穆“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线索,实际上也就抓住了其整个学术路向演变的主脉。     

钱学森创建的“工程控制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1954年钱学森在美国出版<工程控制论>一书,创立了"工程控制论"这门新的技术科学.1955年钱学森归国之后,积极推动工程控制论在中国传播和发展,逐渐使这门新兴学科在国内形成为健全的人才培养、理论研究和工程应用体系,对中国现代高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科学支持,推动了中国系统科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