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与清代金石考据学

钱大昕作为清代著名学者,不仅在史学、语言文字学、历算学、校勘学等诸多领域成果丰硕,而且在金石考据学方面也是成就卓著。在其有关著作中,钱氏详确地阐释了诸多深涩难懂的金石文献的文本意义,归纳并揭示了多项金石文献的行文惯例,考察并说明了某些重要的金石文献的真伪与完缺,并进而利用金石文献的考索成果,补正了传世典籍的阙误。他的学术成果与研究方法推动了清代金石考据学的长足发展,对后世的学术进步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钱学森难题”与研究生教育观念的世纪反思——纪念钱学森诞辰100周年

钱学森在2005年提出了“钱学森之问”或“钱学森难题”。“钱学森难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育命题,求解它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联系目前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重新反思大学的本质、研究生教育的特性、研究生读书治学的态度等这样一系列根本问题。革新研究生教育观念是求解“钱学森难题”的关键环节和必然要求。     

论徐中舒的“澄滤”说与古史建设理论

徐中舒先生的史学,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考据方法,并受到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李济等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他运用"澄滤"说和"素地"论对于上古时期文献记载和古史传说的发生及其演变过程进行分析,更具科学和理性。"古史三重证"的方法论为"澄滤"说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天道与元气：王符政治哲学思想的形而上依据

与以往的天道观相比,王符《潜夫论》中的天道观肯定宇宙万物是由“元气”生成,否定了宇宙有始的论调;认为“元气”的衍生没有任何外在的作用,与官方正统神学目的论划清了界限;强调元气本源论有个发展、演化的表现过程。     

杀害“救时宰相”于谦的主谋徐有贞其人其事——兼谈所谓的于谦“迎立外藩”问题及其“襄王金符迷失案”

发动＂夺门之变＂的徐有贞曾与于谦共同参加京城会试,并因为治理山东黄河水患和兴建水利之事而为世人所称道,四库全书评价他博览群书,时人亦称赞其才华出众。但名利心太重的徐有贞于＂土木之变＂时主张南迁,又因为求官未得而对于谦怀恨在心,最终成为陷害于谦的主谋。此外,＂迎立外藩＂之罪是如何栽赃到于谦身上的,对徐有贞该如何评价,文章将一一探讨。     

商量状的应用与唐代行政运行体制的转型

商量状作为奏状的一种,是唐代裁处政务的主要公文形式。唐代前期的行政运行体制是三省制,尚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通过商量状裁处律令格式规定范围外的国家政务,是商量状使用的主体。高宗、武后至玄宗时期,随着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过渡,宰相开始政务官化,参与国家日常事务的处理,逐渐使用商量状。肃宗朝以后,进入中书门下体制时期。宰相机构作为国家政务的主要承担者,成了商量状使用的主体。与此同时,中央各机构之间的职能趋于模糊,尚书省、寺监、御史台和使职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政令权,也可以使用商量状。商量状应用主体的变化,是唐代行政运行体制转型在官文运行方面的反映。     

司马迁“文质之辨”析义——以董仲舒“文质之辨”为对比

司马迁"文质之辨"是其"三王之道"的核心。他运用与汉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相似的术语、思路和表达方式,表达了其内涵和意义均迥然有别于董氏的"文质之辨"观点,在此之中,显示了他与汉公羊家在治政见解上的基本分歧。     

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史记》中的实地考察

《史记》中体现了司马迁三种类型的实地考察:青年时期的壮游,奉命出使西南和侍从之游。借鉴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四种视角分析司马迁这三种类型的实地考察:主位和客位研究的视角,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社区与个案的视角,专题与综合研究的视角。司马迁实地考察的具体方法包括:参与观察,访谈方法,口述史料的运用等。通过对《史记》的人类学解读和分析,为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本土化寻找一些传统文化的因素。     

论董仲舒对荀子逻辑思想的接受

接受研究就是侧重于研究接受主体对接受客体的意向性选择.董仲舒对荀子的逻辑思想意向性选择主要表现在"类推"的认识方法和"名实"思想两个方面,分别体现出两种接受方式:顺接受和逆接受.董仲舒这种接受取向受先秦哲学在汉代的转向以及董仲舒对"天"的哲学建构影响.本文从接受学视阈出发,厘析、考辨、梳理他们之间的学说承继关系,论述接...     

《钱学森书信》的当代意义及哲学价值

《钱学森书信》是钱学森科学思想和观点乃至他对做事、做人、做学问态度的生动体现。它不仅是我们学习钱学森为人治学的好书,而且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灵魂的百科全书,里面蕴涵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深入学习和研究钱学森的学术思想,对当今我们进行科学实践,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具重要的意义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