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观疏解

20世纪以来国粹派、东方文化派、现代新儒家等不断举起“文化民族主义”的旗帜,试图在争取国家独立富强的同时,发扬传统,重建起独立的民族新文化。钱穆的整个学术活动,就具有这样的时代和文化流派特征。厘清了钱穆“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线索,实际上也就抓住了其整个学术路向演变的主脉。     

康乾时期京师文化的繁荣及其国际影响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时期,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作为康乾盛世的核心,京师北京不可避免地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某些范围内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在清代,朝贡体系覆盖了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北京城处于这个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北京城对于朝贡国的影响力,不仅依托政治上的强势,也表现在思想文化上的强势。京师强势文化的产生,除了国家强盛的大背景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特殊的出自朝廷的高端文化举措。康乾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进一步与西方文化接触,开始了超越朝贡体系的国际交往。历史显示,北京是古老文化的宝库,又是引领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锋。北京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的经验,对其进行认真的总结,可以获得重要的启示。     

司马迁的忧患意识及其消解

司马迁的《史记》笼罩着浓厚的忧患意识。李陵之祸、忧生之嗟、忧天下史文之不传是司马迁的忧患意识产生的根源 ,卓越的历史学识是司马迁忧患意识产生的思想基础。因此 ,司马迁的忧患意识既是个体的 ,也是社会性的 ,更主要是对文化教育的忧患。发愤修史消解了他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也消解了他的悲愤屈辱意识。     

中国讽刺幽默小说的三座高峰

将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荟萃 ,按照其演变发展的轨迹 ,评价鲁迅、老舍、钱钟书在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发展中的地位及其深刻的内在联系。鲁迅以其深刻的现代意识和独特的现代感受 ,创建了现代讽刺幽默小说 ;老舍既继承了鲁迅思想启蒙的题旨 ,又开启了与鲁迅迥然不同的艺术路子 ;钱钟书对文化人作了极其深刻的心理审视和道德批判 ,并推而广之从哲学层面昭示了人类所面临的永恒精神困境     

《钱注杜诗》诠释方法略论

《钱注杜诗》是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的力作,他用诗史互证方法对杜诗做了深刻诠释,同时也开启了诗歌解释方法的新领域,但历来却众说纷纭。本文通过探讨钱注中的以史证诗与以诗证史两个方面,进一步挖掘《钱注杜诗》的价值,从而揭示它在杜诗学中的重要地位。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礼学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中体现的礼学思想展现出它受儒家学说影响的一面,本文拟从礼之源、作用、礼治理论等方面对礼学思想进行分析。     

从“秋兴”情结看中国文学的自省精神——读钱穆《晚学盲言》札记之一

现代学者有关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秋兴"情结研究颇多,但钱穆从中国文学深层的"人生自省"视角出发,对"秋兴"文学所蕴涵的生命自省意识的解说,无疑为我们反思中国文学自身的自省精神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以古为是：钱大昕与“古学”群体的形成、实践及理念

惠栋汉学的核心价值是"以古为是",其与相关的信仰和技术系统,共同构成了乾嘉考据学最初的"范式"。这一"范式"对钱大昕、王鸣盛等人的影响至深至远,使之得以迅速地进入到考据学的天地之中。不过,"古学"依旧是当时最主要的称名,并产生了广义和狭义的分化,其中狭义的"古学"即专指汉学而言。而乾隆十九年(1754)的进士考试,不但促成了王鸣盛、钱大昕、纪昀等考据学者的聚集,还推动了"古学"群体的形成。众人随即展开了诸多的学术实践,并共同承担起《五礼通考》的编撰任务。这一系列的事件,意味着考据学即将由边缘走向中央,并逐步取代理学,而成为主流的学术形态。     

司马迁与董仲舒夷夏观之比较

董仲舒和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涌现出的两位杰出的思想家。本文着重对两人的夷夏观作了比较论述,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先儒特别是《公羊传》的夷夏观,他虽然从大一统的角度提出了"王者爱及四夷"的思想,却重视依据"从变从义"的原则,借助于灾异论的形式来辨明夷夏之别;司马迁则"不斤斤于夷夏之别",《史记》从编撰体例到思想内含无不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夷夏一统的思想。     

黔东南方言的程度表示法

文章分析了贵州黔东南方言的五种程度表示法:状语表示法、补语表示法、重叠表示法、构词表示法和比较句表示法,并将黔东南方言与普通话、苗侗少数民族语言的程度表示法作了对比。文章认为,黔东南方言程度表示法受到当地苗、侗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