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谈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

在笔者发表了《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本刊2004年第1期)后,对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已展开了较热烈的讨论.本文是对讨论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的评述,并进一步论证了今本《大唐新语》之为伪书.     

从邹缉的《奉天殿灾疏》看明成祖迁都的是与非

关于明成祖迁都的问题,历史上议论纷繁,莫衷一是。其中,邹缉的《奉天殿灾疏》在当时颇有代表性。成祖与邹缉等人关于迁都的论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各有其理。成祖的迁都主要是基于政治和军事的考虑,也不排除隐含其“欲威制万方”、“君主华夷”、“控四夷创天下”的雄心壮志,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邹缉等的非议,在于指出迁都之举所引发的种种副作用,中心是主张安民,反对扰民。其奏疏是一篇颇有价值的谏书,也是一篇指斥时弊之作。     

元代宗教文化的特点

元代宗教派系繁多 ,呈现宗教信仰客体的多元性、宗教融合大潮下的斗争性、信仰主体的复杂性、宗教气氛的浓郁性和宗教团体的等级性等特点。客观地概括元代宗教文化的特点 ,对于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以及研究元代民族、宗教、文化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九华四俊”考

晚唐时期,在宣州和池州出现了众多文人,人们称呼其中的张乔、许棠、张螭和周繇为“九华四俊”,他们又与其他士人一起被称为“成通十哲”,在唐代皖籍作家中创作成就最为突出。但这个称呼并不见于唐人的记载,其得名的原因和时间经过初步分析可知,主要是因为他们同一年参加京兆府试并且同时获得举荐,又都来自宣、歙、池地区而闻名当时。     

宋代“修韵官”考论

“修韵官”一词可用于指涉在官修韵书纂修过程中做出贡献的所有官员。他们的工作涉及到韵书修撰的各个方面。宋代“修韵官”作为一个岗位,具有因事设岗的显著特征;它是一种“兼职”,一般由担任其他官职的人员兼任,并不属于正式的官制系统。宋代“修韵官”作为一个“团队”,体现了严密协作的团队精神。研究宋代“修韵官”,既有助于满足今人对宋代官修韵书纂修者进行系统了解的诉求,也有助于借此管窥宋代文化范式的丰富性与独特价值。     

李栗谷对王阳明“心学”思想之融合性传承

李栗谷与李退溪并称朝鲜性理学的“双璧”。作为“栗谷”学派的创始人,李栗谷思想兼容并取,不墨守所谓的正统性理学,细究其理论学说中亦具有极其丰富的王阳明“心学”内涵。以李栗谷思想中的“道本于心”“至善与中”及“知行并进”等理论为中心,可验证李栗谷学说中的诸多理论皆与王阳明“心学”思想是相当契合的,亦具有十分明显的融合与传承王阳明“心学”之特征。     

清廷平定布尔尼之乱研究

布尔尼之乱是察哈尔亲王布尔尼反抗清朝统治的叛乱。布尔尼反抗清廷的原因有国怨,有私恨。布尔尼叛乱不到两个月即被清廷平息。康熙帝派遣大将军鄂札、副将军图海两路出击布尔尼,有效地遏止了叛乱规模的扩大。布尔尼失败,其根本原因是布尔尼对形势判断的错误。布尔尼的反叛没有得到蒙古各部的同情和支持。     

清代西海固地区回族人口考证

清代是宁夏西海固地区回族人口分布格局形成的重要时期,其回族人口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清朝初至道咸年间,西海固地区回族人口数量较少,主要分布于卫所城镇和交通要道沿线;清同治前,回族人口已具有一定规模,并形成众多回族人口较为集中的村落,回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已见雏形;清同治后期,朝廷实行的迁移政策及逐步恢复的经济,成为影响西海固地区回族人口发展的重要原因。     

元代少数民族书法家刍议

元代统一中国,促使各民族文化得到了相互交流。元文宗时,建立了奎章阁,集历代书法名画作为内府收藏,并集中了一批少数民族书法家,他们对我国的书法事业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元代书法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从利害考量看清代官箴民本思想的文化认同

在清代官箴文化的有关表述中,民本思想的文化认同不仅需要道德的说教、良心的检点,更需要对现实利害关系的时时考量。这些考量既来自清代仕者对个人身家性命之犯罪成本的权衡,对其政治利害博弈的成本计算,又源于官员在应对自身行政考成问题上所感受到的对亲民政治功效的深切认知;而其保富思想所发生的内涵转化,更是清代官员立基于济贫、财政等经济、社会问题,以及行政、风俗等政务经验所作的多层总结及深层考虑。得失权衡成为推动传统为政者进行民本文化认同的现实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