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生涯发展思想论纲——以孔子、庄子为例

在中国生涯发展思想史上,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以国家为本位的职业分工思想,并形成了影响中国至今的"官本位"与"金本位"取向的职业价值观。孔子从时间现象学的角度提出了"生涯历程"理论与"职业锚"思想;庄子最早提出生涯浑沌发展模型,生涯浑沌之特征表现在"人生如梦"与"命运"两个主要方面。     

关帝庙礼文化在康区的传承与开发

祭祀是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关帝祭祀在康区的确立使关帝庙能够真正的发挥其文化职能。它的传入表明内地的礼制延伸到了康区,关帝庙则成为中央向边疆推行礼制的一个重要载体。关羽的勇武形象是清代帝王推崇关帝祭祀的另一目的,这就使兴盛于康区的关帝庙具有镇摄边关的性质。通过对其文化内涵的分析不难发现,礼制的确立与中央政权势力范围的扩大息息相关;礼文化的形成得到了古今中外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接受,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和发展空间。而这既有助于对清代治理边疆政策的再思考,又有助于重新审视礼制对康区乃至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     

从陶俑艺术看秦汉时期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秦汉时期的陶俑艺术在中国雕塑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探究秦汉陶俑艺术发展的历史文化动因,可以从其文化源头、艺术风格形成的社会背景等方面作考察,还可以从审美结构的视角,考察秦汉时期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基此看秦汉时期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其形成是一个由理性化为感性、由社会化为个体、由历史化为心理的建构过程。     

战国秦瓦当艺术的文化审美意识

从文化审美诠释、审美意识和艺术审美取向等角度,分析战国秦瓦当艺术的文化审美意识。分析认为：战国秦瓦当艺术所投射出来的文化审美意识在内容上是多样的,在形式上是向外拓展的;所体现出来的审美意识重在自然性,比前期瓦当审美意识更具社会性和精神性;不仅具有成熟而完整的审美意识结构,还具有丰富而成熟的文化意识结构。     

汉初长者集团执政思想

通过对《史记》中大量长者形象的分析,探索汉初存在以长者为代表的长者集团,并对长者集团的执政思想进行梳理,从中探究汉初政治的精神实质。分析认为：汉初各种学术思想尚未最终定型,未能完全与政权紧密结合,没有一整套严密的政治思想供统治者选择,故汉初政治思想呈现出很强的实用主义倾向。     

辛亥革命时期的锡金军政分府述略——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秦毓鎏领导无锡和金匮两县的光复事业,起义成功后建立的锡金军政分府,成为当时很有影响的地方政权的代表。锡金军政分府从1911年11月成立至1912年5月结束,存在半年左右时间。在此期间,军政分府组建军政领导核心、接管地方旧有政权、举办民团等,强化了对地方政权的控制;通过废除厘金、催租征税、镇压农民抗租斗争,来稳定地方的经济秩序;积极废除地方的陈旧陋习,移风易俗,注重市政建设,推进了无锡社会事业的发展。锡金军政分府的存在,对周边地区如常州、镇江等地方政权的稳固,对革命党人光复南京起了积极的作用,甚至对后来的"二次革命"也有很大的影响。     

秦汉时期民众的法律意识

秦汉时代,民众对法律知识有着广泛的了解,已经形成了尊重法律、敬畏法律的意识,即便是在复仇风俗的影响下,不少人出于"私义"走上复仇之路,但是在完成复仇行为之后,许多复仇者主动选择就"公法",向官府投案自首,接受国家刑律的制裁;民众熟知许多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法律规定,普遍懂得利用法律手段、诉诸官府来解决纠纷,维护自身利益;与此同时,民众也有较强的法律参与意识,他们通过对执法官吏的毁誉评价、对重大案件的关注论议、集体或个人诣阙告诉、为人"讼冤"等各种途径表达自身对法律的诉求和执法官吏的期待。     

秦汉时期汉语文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

研究秦汉时期汉语文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对当前的汉语文教育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重点分析了秦汉时期汉语文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具体表现及得以传播的原因,以期对当前的汉语文教育的发展起到借鉴作用。     

《关学编》的编纂动机、体例特点及其学术史意义

《关学编》由明代关中著名理学家冯从吾所撰,是我国第一部关学史著作。在体例安排上,该《编》立足于关中地区,以纪传体形式＂独载理学诸先生＂,摒除朱子学、阳明学门户之见,揭示关学师承及其学风的延承性。不仅有助于挺立以张载为创始者的关中道统,而且开启了＂关学有编＂论及关学史撰写的先河。     

“无天可补”的悲哀——从“魏观案”看明初儒士的生存困境

“魏观案”是洪武年间兴起的第一件文人惨案,昭示着文人噩梦的开始。这起案件,从客观效果看,魏现役使灾民浚河修府,违背朝廷法禁,对朱明王朝的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从主观动机看,魏观的确没错,修庙建府是为朝廷推行礼乐教化,体现了明初儒士在元朝异族统治回归汉族统治的历史时期,自觉承担起了回护儒学、宏扬儒学、复兴儒学的重大使命。魏观等人的罹难,不能简单归罪于朱元璋的残酷本性,而有着更深刻的文化成因,它显示了朱元璋对儒家文化的质疑、批判和否定,使得明初儒士遭逢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在迷茫、困惑、失落中痛苦地咀嚼着“无天可补”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