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nhai remembered: from Han racial revolution to great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article turns three different analytical mirrors onto the Xinhai Revolution – 1911, 1961, 2011 – in order to interrogate its evolving significance in the minds of China's Han ethnic and ruling elite. In particular, it seeks to demonstrates the discursive appropriation of the Qing nomadic frontier in the ways in which the 1911 Revolution is remembered and commemorated, exploring both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of this appropriation, and how the revolution shifted from a bloody Han racial insurrection against Manchu power and privilege to a heroic celebration of the revival of a multiethnic Chinese nation-state in the face of foreign imperialism and oppression.     

元明清时期的汉乐府研究

元明清时期对汉乐府诗旨的探讨表现为以传统的诗教观念来约束汉乐府,以比兴手法解诗,失于穿凿附会和繁琐考证;在艺术形式上则表现为从后来发展的艺术观念来寻找先验的格律,难免拘于旧说。但汉乐府在诗评界取得了经典范本的地位,叙事诗批评开始形成,著作之丰超过此前历代研究者的总和,呈现出集大成的风貌,荟萃诸家众说,是汉乐府研究的总结期和丰收期。     

论汉代思想家关于土地问题的主张

汉代思想家针对严重的土地问题提出了许多具体主张.概括地说,这类主张大体经过了从主张限田到主张恢复井田的发展过程.尽管具体主张不一,但颂扬井田制并以此批判现实社会中的土地问题却是相同的.这类主张既体现了儒家均平的社会理想,又是这一时期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其实质是试图运用行政手段重建因土地兼并而被破坏的社会运行机制.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这些主张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经学与汉代的丧葬、祭祀活动及复仇之风

两汉之时，民间习俗深受儒家经学的影响。这也表现在丧葬、祭祀活动和复仇风气方面。当时民间流行的丧葬仪式和随葬器物，人们推出的厚葬或薄葬主张等，大都以经学理论为依据。而盛行一时的复仇之风，更是人们贯彻儒家经义的直接体现。当然，较之早期儒家经典的记载和规定，汉代的一些习俗也发生了某种变异。     

韩氏源流辨析

韩氏著姓,源远流长。在关于韩愈世系的研究中,韩氏的源流问题也成为其重要内容。韩氏源流的探讨自韩氏始祖韩万开始到汉弓高侯颓当结束。本文利用文献记载来考证韩氏的源流。韩氏的源流大致应以修武《韩文公门谱》所记载的为准。     

汉末魏晋诗人的时空慨叹

汉末魏晋诗歌重思辨，善于从时空的高度探讨人生的意义，追寻生命的本源。从《古诗十九首》到建安、正始诗歌，诗中充满了对人生苦短、时流倏忽的慨叹，诗歌风格苍凉而幽愤。及至东晋，王羲之、陶渊明用对自然人生的彻悟和特有的审美观稀释了人生短暂带来的痛苦，时空意识逐渐趋向和谐、宁静，逐渐消解了生命的忧患意识     

秦宝琦教授著《中国秘密社会新论》评介

中国人民大学秦宝琦教授著《中国秘密社会新论》的主要特色和学术价值体现在:一是学术观点上,始终保持了在本领域的前沿地位;二是研究取向上,弥补了学术取向与政治取向相对立的缺憾;三是研究体系上,恰当地处理了整体分析和具体研究、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四是研究路径上,实现了文本解读与田野调查的有机结合。该书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领域整体水平的提升。     

关于汉画像石的文化思考

人们不自觉地依从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偏见和风尚,对汉画像石蕴含的内在精神及其当代意义视而不见.对汉画像石的研究,需要在方法上来一个根本的变革.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期实现汉画像石研究视角的转变.以跨学科的手法,分析了汉画像石的文化层次和文化因缘,深入发掘了汉画像石的文化功用和文化心理.     

独尊儒术:并不因为董仲舒--纠正一种流传广泛而久远的误解

长期以来,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扮演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罪魁祸首角色。董仲舒哲学中含有"大一统"的思想内容,但汉武帝实施罢尊政治韬略绝不可能仅起因于一介儒生的建议。从高祖到武帝时代,一批批既酷好儒术、又通达事变并富有远见卓识的儒学政治家,对儒学的意识形态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且这种作用一定远远超出了任何醇儒学者的能力范围。"天人三策"的影响在学术而不在政治,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如后世学者所虚构的那么深远。武帝之后,儒学未获独尊,百家也没遭致罢黜。整个汉时乃至历代所有帝王君主,其治国施政的策略和手段一贯都是王霸兼用、儒法并采的,在具体的政治操作过程中,几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独尊儒术"。     

中国历史上的标点符号规范化

中国的标点符号产生得很早.但是早期阶段处于一种自发状态,形式多样,极不统一,很不规范,无形中降底了其应有的效应.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大的对标点符号进行规范化的运动,这些规范化运动对于引领标点符号的正确发展,指导民众书面语的使用,提高民众文化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