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爱乡而爱国——从王毓英看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

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热潮,不完全是政治变革和社会变动影响下的新事物,而实与明清以来士绅的“化乡”观念和实践有关.以晚清温州士绅王毓英的学与行为例,通过考察其时代意识和世界知识、乡绅意识与化乡实践以及地方自治与国家认同三者之间的交织互动,可以看到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背后的传统因素.王毓英通过修水利、移风俗、兴教育和办实业等四个方面的自治理念与实践,展现了这种地方自治背后“由爱乡而爱国”的文化逻辑.这种“由爱乡而爱国”的文化逻辑,与明清以来主张化乡的乡绅意识一脉相承.以王毓英为个案,或可将之视为晚清士绅处理地方与国家关系的普遍公式.     

清代长沙民间组织之城市管理职能探析——以行会和慈善组织为例

清代的长沙,经济较为发达,人口繁多,这也就对城市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政府对城市的管理远远落后于城市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会馆公所、慈善组织等民间组织承担了许多城市管理的职能。清代长沙城市民间组织承担一定的城市管理之职能对今天城市管理创新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试析清前期北京文化发展的新环境

清前期北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北京文化发展历史上的里程碑,今天北京文化中很多特色的形成大多都可溯源至清代前期。在政治上实现了气度恢宏的大一统,为多民族、多地域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长城内外、南北地域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越了前代;北京还是当时的商贸和消费中心,这进一步推进了不同地域文化在北京的融汇;此外,清初中西交流进一步加深。这对于我们今天首都文化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落“地”生“根”：中国近代工业创成中的传统治理策略——以清光绪年间湖北矿务为例

本文以清光绪年间湖北矿务为个案,分析了一起地方抗阻事件及其处理策略。地方抗阻反映了晚清社会秩序与近代矿业发展之间的张力,而问题的解决之道同样来自晚清的地方治理结构。具体而言,疏解抗阻的过程即是遵循“抚地方之民”的治理逻辑,通过“寻找支持者”与“利益均沾”来弥合张力的过程。这一过程促进了矿局的实际创生,使它以主办官员的关系网络为基础孕生出了地方性,从而得以内嵌于湖北的治理结构中。湖北开采煤铁总局所展现出的地方性可能以更复杂的形态在中国后续的工业组织与制度中得以呈现,“地方”视角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工业组织与传统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尚未被当前学界充分讨论的后者影响前者的机制与方式。     

探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与清治藏政策的转变

清乾隆时的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及其后制定的“钦定西藏善后章程”标志着清统治西藏的政策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政教分立”的郡王制转向“政教合一”政策,此转变对西藏政治体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试论青藏高原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重要性

为了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稳定、改革、发展”的战略方针,为了适应我国西部大开发的要求,本文从更深层次上认识青藏高原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重要性,对青藏高原地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明清徽商高度重视家庭教育的现象及原因分析

高度重视家庭教育,是明清徽商家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重视不仅深深植根于明清徽商及家人的思想意识中,而且在其日常行为中也有种种表现。他们之所以特别看重对家庭子弟的教育,既与当时统治阶级的倡导和推广、徽州地区社会舆论的推崇密切相关,更重要的则是与他们“亢身亢宗”的教育动机紧密相联。     

试论苏青笔下的母性情结

与众多现当代女作家不同,苏青的“母性情结”来源于她内心的最深切的体验,而这恰是构成其作品的基点。文章试从母性本体的失落、母性情结的回归、现代母性的期待等三个方面剖析苏青笔下的独特的母性情结,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超前性。     

清代中央政府对西藏行政管理的财政支出

本文主要探讨了清廷对西藏行政管理的财政支出问题,分析研究了驻藏大臣的设立与财务审核管理、爵位与俸禄、赏赐与罚没、台站支出、赈灾支出、铸币管理、管理贸易和矿业等方面的内容,从而说明财政对清廷在西藏的行政管理及施政水平的影响.     

明清时期徽州女子的择偶标准

明清时期,受到朱子《家礼》的影响,徽州宗族严格规定女子择偶需重视对方的家世门第与人品才学而贫富不论,形成了一套以门第为主、兼顾才学、不重财富的择偶标准,徽州女子择偶往往无自主权,全凭宗族家长决定。但透过森严的族规家法和官方文献,徽州女子也有着自己的一套择偶标准,家世才学、财富、外貌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