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哈方言区三师村丧俗音声系统的田野考察

海南乐东县三师村黎族哈方言区的丧葬民俗,丧礼各环节的民俗事项中均有音声贯穿始终。一是粉枪声、鞭炮声、哭声;二是主祭"帕柔"唱诵,在祭奠期间有专人唱祖先歌、丧歌的场面;三是在祭奠、出殡、下葬过程中用唢呐、锣镲演奏烘托氛围,表现出特殊的地域与民族性征。三类丧俗仪式音声具有哀悼、生死划界、避邪、分化痛苦等多种功能。     

合肥方言单音动词考释(3)

就合肥方言单音动词的词形、词义及语音进行研讨。考释三研讨的单音动词共50条,其中“汏”、“扔”、“(■)”、“尥”、“矼”等牵涉到词典等在注音、释义及词形认定上的一些问题;“搌”、“唵”、“(■)”、“旅”、“拌”、“科”、“远”、“(■)”、“(■)”、“(■)”、“捾”、“(■)”、“斮”等牵涉到古词、古义在合肥方言的留存。     

岭南地方性经验的文化基因——试论当代岭南文学的言说方式

岭南方言是构成岭南文学独特地方性经验的重要文化基因。地处强势方言区的岭南文学创作深受当地方言的影响,形成了具有地方文化色彩的文学言说方式,在风格、形式、内容等方面显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从“地方性经验”角度考察粤方言影响下的岭南文学语言策略,有助于析出岭南文学言说方式的基本特点及其独特价值。     

社会语言学视野下的巴蜀语言研究及方法选择

长期以来,巴蜀语言学一直以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作为研究框架,重视语言的"本体"描述.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及语言的多向交流,巴蜀语言面貌已发生悄然变化,这就使得很多依靠传统语言学视野的研究出现了局限性.本文旨在倡导一种语言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即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研究手段去观察巴蜀地域的语言--诸如方音、词汇、方言岛、言语社区、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作品语用等的演变,以此构建全新的巴蜀语言研究体系.     

徽州方言（休宁话）亲属称谓研究

称谓作为一种语言符号,代表了一定地域的文化习俗和社会心理。但是由于地域方言的不同,各地区的亲属称谓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休宁话作为徽州方言的一个分支,其亲属称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普通话差别较大的特点。休宁话亲属称谓的划分、休宁话亲属称谓的特点及其泛化的一些问题是本文讨论的三个方面。     

《歧路灯》中的“董”和“古董”

《歧路灯》中的动词"董"和形容词"古董"颇有地域特色。"董"是行为动词,在句中作谓语。"董"和"弄"在语义、语法上相同,而在语用、使用范围上有异。因此该书中的"董",都可以用"弄"替换,而"弄",却不尽可以用"董"替换。"古董"包含有难缠、固执、不易对付、变幻莫测、居心叵测、行为乖戾、喜欢惹是生非等义,可以表现性格、脾气、行为、内心、外在等诸方面。今天的豫西南等方言中也有与《歧路灯》相似的"董"和"古董",但古今的"董"都谈不上"粗俗",且"董"的行为本身从性质看并非都是"胡为乱来"。     

从宁波方言看汉语的话题结构

文章从界定话题概念入手,考察了宁波方言话题结构的特点和具体表现形式,并进一步分析了宁波方言话题结构在句中的位置和数量问题。认为话题属于语用范畴,宁波方言的话题倾向于已知信息,但也不排除新信息;话题可以是有定的,也可以是无定的;话题中还可以包含话题焦点。宁波方言的话题结构在句中的位置不限于句首,亦可在句中;句中话题结构的数量可以不拘泥于一个,可以多个。     

关中方言背景的英语语调偏误分析及纠正策略

母方言语调对英语语调的学习具有负迁移作用。通过对关中方言背景英语学习者的英语语调采录与分析,发现这些学习者的英语语调偏误与其母方言语调明显相关,表现为音长过长、轻重不分、调域偏窄等。因此,在强化连读式、弱读式、变读式等语流音变意识以的同时,克服以双音节为标准节奏来缩短音长;克服重音节拍受音节节拍的影响来区分轻重;以及克服语调结构和类型不受声调局限来扩宽调域,是学习者纠正语调偏误的主要策略。     

安福话高调词语的语法特点

安福话有一部分词语带有高调,高调不是一个独立的调类。带有高调的实词性词语一般是名词性词语,只有少数带后缀"-叽"的词语是非名词性词语。读作高调的虚词有结构助词"咯"和语气助词"嘚"、"嚯"、"噷"等。     

昆明话和普通话"VV"、"V(一)下"的功能、形式对比

与其他西南官话相比,昆明方言最突出的特点之—就是具有动词重叠式,形成了"VV"与"V一下"表示短暂、尝试意义两种形式共存的局面。表面看,这两种形式及其表意功能与普通话是一致的,但如果着眼于二者在各自语言系统中与相关形式的依存关系,却存在较大差异。通过与各种相关形式的对比分析,可以分析出昆明话这两种形式与普通话的系统差异以及结合历史来源探讨两种形式间的依存关系,从而在此基础上进行语言形式和功能的对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