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诗学述论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卿大夫们赋诗言志的风气已经消歇,更加注重对《诗经》意义的探讨。孟子为了宣扬他心目中的王道和儒家思想,不仅强调《诗经》的历史价值和政治作用,并且提出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诗学理论,对后人理解文学作品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在游说诸侯的过程中,孟子以《诗》证史,为自己的仁政学说提供让人信服的依据,《诗经》在孟子的手中成为了证成己说的权威文献根据。     

认知诗学理论的渊源与本土化研究

认知诗学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的一门新型文学理论。随着认知科学在世界各地的深入研究与发展,其理论已经渗透到其他领域。认知科学与文学批评被学者们结合起来,形成认知诗学,是学术研究领域跨学科结合的突出成就。论文探讨了认知诗学在国外发展的渊源、演变与现状,系统介绍了瑞文.初尔对认知诗学的贡献,分析彼德.斯托克维尔、乔安娜.加文思、杰拉德.斯迪恩、艾琳娜.塞名洛、乔纳森.卡奥佩帕尔等理论家在英美认知诗学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理论探索。同时,探讨了认知诗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并简要地提出了将这一理论进行本土化的设想。     

“言志”诗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影响(英文)

否定与批判“言志”诗学,曾是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标志。但从五四新文学开始,“言志”诗学不仅没有被剔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范畴,相反,却借助于西方话语得到合理的传承。“言”救亡图存的启蒙之“志”,与“抒”忧国忧民的个人之“情”,中国现代文学都未摆脱“志”者“大情”、“情”者“小志”的传统思维,具体表现在：主“思”派提倡文学创作的功利意识,进而以“志”代“情”回归“道”统;主“情”派则提倡文学创作的真情实感,进而以“情”传“志”,回归“道”统。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虽然涂抹着光怪陆离的“西化”色彩,但其重新“释道”与巧妙“言志”的本质特征,恰恰表明了它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而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后走向了“西方”。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主义诗学的影响

中国本土现代主义诗歌的诞生与发展主要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但这并不能割裂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与诗学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哲学思想背景、古典诗歌大传统、古代审美趣味和古诗形式的影响等四个方面。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是20世纪初中西文化和诗学交流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诗歌自身发展变革的结果,有着充分的历史和现实的动力。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

《诗》研究一直被经学、文学两大传统所左右,研究成果往往因囿于学科视野狭窄而产生偏颇。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则试图将《诗》研究的经学和文学两大传统融合起来,并引进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的理论,将《诗》放在具体的、历史的文化语境中,对其做跨学科、交叉性、汇通性的全面观照,从而揭示出《诗》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文化生态学阔大的研究视野之下,《诗》研究中的许多学术难点,如《诗》之发生与成书、《诗》之“雅”“颂”的文化价值、《诗》之“变风”“变雅”的缘由以及《诗》之“十一国风”的艺术风格,都变得逐渐明晰起来或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且,通过对《诗》的文化生态学研究,《诗》与诸子百家的关系也慢慢被梳理、提升出来,《诗》之“变”打破了“雅”、“颂”时代的王官之学的一家独大和思想禁锢,《诗》之“十一国风”则开拓出了士大夫的自由风气、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家国情怀,这些都为诸子之学的“百家争鸣”开风气之先。     

写出中国人自己的人类学诗学之诗——我的民族诗歌创作与民族文化探索

论文以作者多年来在国内外各地,特别是国内民族地区,以民族文化为题创作的几十首诗歌为例证,说明人类学诗学在中国当下诗歌创作与民族文化研究中的双重意义,同时可以看出—些有关民族文化的思考和现代诗歌的构成样式,以期给当前和今后的有关活动和研究提供一些资料,同时也想向世界证明：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人类学诗学的创作与研究成果,虽然这项成果本身还有待发扬、总结和提高.最后,关于我国的人类学诗学建设,作者提出了若干建设性的意见.     

论朝鲜李睟光《芝峰类说》对王世贞诗学的接受

朝鲜文人李睟光在其《芝峰类说》中大量引用了明朝文人王世贞的诗学主张。本文从《芝峰类说》对王世贞诗学的文献征引入手,从宗唐与抑宋、气格与诗法、论乐府三个方面,探察李啐光对王世贞诗学的接受,藉此见出朝鲜文坛对明代诗学的接受,为研究明代中朝文学交流提供有益的借鉴。     

从诗评到诗学：论郑慧如的《台湾当代诗的诗艺展示》

台湾郑慧如教授的《台湾当代诗的诗艺展示》是很重要的诗学著述。通过讨论这本著作的贡献。可进而探讨一般批评家如何跨越诗评到诗学的分水岭。诗学家应有的修为,除了宏观的视野外,更重要的是文本精读细品的能力。诗学家更要有独立于诗作之外的诗学见解,以精细缜密的哲思书写自我的存在。此外,诗学家敏锐的意象思维使诗学论述免于抽象化、概念化,使论述更深入、更动人,更具有说服力。以上这些特色都在《台湾当代诗的诗艺展示》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悖论诗学视阈中的杜诗艺术风格特质新探

“诗圣”杜甫的“集大成”诗歌艺术是一座令后人开采不尽的诗学宝藏,但同时不应被误解为简单的众多风格之“大拼盘”或者玄妙的“奇变”和“天机”。通过当代中西诗学理论的汇通与契合,从悖论诗学理论的学术视角来重新深入审视杜诗艺术风格的特质,杜诗风格组合确实呈现出典型的诗学悖论特质,亦即前贤诗评家     

谐剧与政体的德性——亚里士多德《论诗术》第三章中的题外话试解

亚里士多德《论诗术》第三章中有一段著名的"题外话",西方古典学界公认,这是《论诗术》中最难释读的段落之一。通过解析这个段落,文章试图表明,亚里士多德《论诗术》讨论的不是文艺理论或美学问题,而是政治哲学问题。这段"题外话"以戏说的方式暗示:作诗有德性高低之分,因为政体有德性高低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