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文化的滥觞与中华文明的起源

梳理炎黄文化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对于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无裨益。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从农业、冶铜、玉器、祭祀、文字、筑城及聚落等方面综合考察。研究认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国的炎黄时代,是炎黄文化的滥觞期,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期;炎黄时代已经有了铜的冶炼和使用,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玉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十分特殊和重要的意义,玉器是决不亚于青铜器的礼器;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虽然出土了少量铜器,但远不及玉器突出,说明直到铜石并用时代,玉器仍是主要的礼器,是炎黄时代的鲜明标识,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表征;刻划在龟甲、骨片和陶器上的符号,是中国文字的来源之一;文献记载炎帝神农氏培育粟谷,制作耒耜,耕而作陶,发明医药,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是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的发源地,炎黄时代是中国耜耕农业的起源和初步发展时期,随着农业的长足发展、人口的不断增长和财富的逐渐累积,大型聚落越来越多;作为大型聚落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中心,城邑的出现是文明诞生的标志之一,中国发现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已近百座;炎黄时代是中国冶铜、文字、城邦乃至国家的滥觞期,也是中华文明的初创期,炎黄二帝是开创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     

陕西黄帝陵“国祭”地位的形成

为研究陕西黄帝陵“国祭”地位的形成,通过分析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检索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对黄帝陵的祭祀,分析认为,河南新郑“黄帝故里”主张可能有误,真正的黄帝故里应在泾渭流域的黄土高原;黄帝陵“国祭”地位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而形成的,是不可置疑、不可被替代的。     

论张謇、黄炎培、陶行知职教思想“活的灵魂”

张謇、黄炎培、陶行知是人们所熟知的教育家,他们的教育思想及教育实践为后人留存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知行并进、手脑并用、教学做合一是他们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的职教思想“活的灵魂”,对当代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译在家国之外--黄继忠《论语》英译的策略选择

黄继忠于1983年受邀至美国讲授《论语》,在此后近20年去国离乡的日子里黄继忠相继翻译了《论语》《道德经》等中文典籍。透过其《论语》英译本,可以看到译者文化身份对译本形成的影响以及作为华人译者的黄继忠在其译本中坚持选择“直译”翻译策略的原因。文章尝试从文化身份建构视角探讨离散经历对黄继忠《论语》英译本形成的影响：基于海外华人译者共有的离散经历,黄继忠译本呈现出华人译者译本的共性因子;其次,从黄继忠个人文化身份诉求出发,探讨“直译”翻译策略所带来的个性译文。     

黄世仲小说观念刍论

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史上,黄世仲的小说观念引人注目。他既肯定了小说觉世新民的作用,又强调了小说源于生活的性质;既对我国古代小说的思想作了甄别梳理,又对古代小说的艺术进行总结研究;既提出学习外国小说的文学思想,又倡导继承古代小说的优良传统。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黄遵宪思想的转变与冈鹿门

黄遵宪在任中国首任驻日大使馆参赞时期与日本文人冈鹿门友谊深厚,在诗文创作、学术思想等方面彼此切磋交流,这对黄遵宪思想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次革命”后孙黄分歧及评价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和黄兴这两位辛亥革命的领袖,围绕着诸多问题发生分歧。借助历史参与者的回忆和文献资料来客观地对这些分歧予以评价,对于全面地理解历史人物及反思历史有着重要的价值。     

以简洁的精确呈现深邃的模糊——黄灿然诗论探赜

黄灿然一再强调“创新是诗人唯一的良心和责任”,是因为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更为精确地呈现出深邃而细微的现代诗意来.诗意往往是模糊的,但诗人追求着用更精确的语言去呈现那种模糊.如何以简洁的精确呈现深邃的模糊,是贯穿黄灿然诗论的一条暗线,也是我们理解黄灿然诗歌的一个必要的角度.     

力主统一的文坛斗士——论陈映真对“文学台独”的批判

当下,文学台独逆流甚嚣尘上,但文坛斗士、台湾思想界、文学界统派的领军人物陈映真与之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予以了坚决的批判.具体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坚持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坚决批判台湾文学主体论,一是对为皇民文学翻案的台独逆流进行彻底的清算.     

中华“先蚕”嫘祖考——黄帝正妃嫘祖与本姓后裔的事迹

黄帝正妃嫘祖,同“三皇”与黄帝一样,亦是神话与传说。神与人或人与神兽（或飞禽与虫蛇）相糅合,加之子孙多,迁徙地广,后人营修的祭祀载体均以首代祖先称号命名,因而也就形成多故里、多故居、多陵墓、多祠庙、多祭坛（台）等文化表象。从目前各种资料和研究成果看,传统的嫘祖故里说需要重新审视,河南西平县（西陵古国所在地）应是嫘祖（西陵氏之女）的原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