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的逻辑分析方法

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提倡和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建立哲学体系,研究中国哲学史,冯友兰是代表人物。他所提倡和运用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逻辑分析方法呢?其实,他所提倡运用的并不是纯粹逻辑学的逻辑分析方法,而主要是柏拉图式的新实在论的思维方式,这就限制了他逻辑分析方法的普遍性意义。     

关于虚概念问题的逻辑哲学分析

在虚概念问题上,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虚概念有内涵而没有外延;一种认为虚概念有内涵也有外延。两种观点的对立,源于对虚概念外延的理解持不同的本体论立场。前者对虚概念的外延持一种激进实在论的观点,认为外延应该是一种物质实体的存在;而后者对虚概念的外延持一种非实在论的观点,主张虚概念的外延可以是一种非物质实体的存在。     

20世纪英美实在论哲学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地位

实在观念是西方哲学中的重要思想之一,更是当代英美哲学家讨论的一个核心内容。20世纪英美实在论哲学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强调实在是不依赖于人类认识活动的客观对象,无论是物理的对象还是概念的对象,无论是科学的对象还是常识的对象;对"实在"概念的理解更为宽泛,更看重把实在论理解为一种基本的哲学立场或思想背景,而不是一种统一的哲学主张或理论观点;涉及对语言的使用和理解问题;带有明显的语言分析哲学特征。实在论不是一个简单的哲学立场的标签,它表明了一种对待认识对象和外在世界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实在论具有了贯穿整个当代西方哲学的作用:科学的、理性的精神是整个西方哲学的主线,而科学和理性本身就是对真的追求。     

重提现实主义的超越性——从“现实主义冲击波”与对几个文本的解读谈起

“现实主义冲击波”引起文坛对现实主义的讨论后,阎连科小说《受活》的出现又激发了人们对现实主义超越性的兴趣,但很多情况下,我们对现实主义的讨论是混乱的,要么是在理论的圈子里兜风,要么是由于理论界定出现了问题而失去了讨论的大前提。因此,结合具体的创作活动,在合理的理论框架内对现实主义超越性的重新审视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浅谈《檀香刑》中的魔幻现实主义

《檀香刑》是中国当代著名小说家、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莫言的代表著作之一,发表后曾引起文学界的热议,以一票之差落选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檀香刑》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上世纪初,1900年德国侵略者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同时义和团的农民运动也如火如荼。在这样的时代历史下,分别以五个人的视角讲述了一段跌宕起伏的民间故事。作为莫言写作偏中后期的作品,《檀香刑》少了很多早期刻意模仿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子,更多地结合了本土的民间故事与历史环境,形成了莫言特有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本文将从《檀香刑》中人物形象的魔幻性、艺术手法的魔幻性及呈现缘由等角度分析,希望能为阅读《檀香刑》的读者和研究莫言作品的魔幻现实主义提供一些参考。     

田汉话剧创作方法的有机构成

单纯地用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概指田汉的话剧创作很难正确地解读其作品的实质。以中国戏曲文化为本,积极地吸取现代派戏剧的有益营养,坚韧地执著于现实人生而发挥创作主体天性中的浪漫主义特长,或者简单地说,在民族传统戏曲文化的基础上,现代、现实和浪漫的三结合,即是田汉话剧创作方法的有机构成。     

略论当代文学现实主义的价值和向度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人类文学创作主潮之一,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它都有蓬勃的生命力,而对它的理论却有太多的争议。如何界定和评价它在当代文坛中的价值和向度仍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对此提出自己若干看法。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一定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一步地丰富自己、发展自己,永远跃动着伟大的生命力。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规则研究

国际金融规则是国际金融关系中一切活动的依据。作为中国深化改革的试验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制定金融规则时,应打破已有的规则(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金融规则和主流的新自由主义金融规则)实行现实主义的金融规则,即建立积极主动的金融参与机制、自由开放的金融体制、新型服务性政府、新型经贸关系以及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的金融体系。     

艰难的探索 心灵的挣扎——论贾平凹小说中现实主义的流变

贾平凹是当代文坛上最富于嬗变的名作家之一,纵横文坛三十余年来,他既不愿离开现实的厚土,又不愿在这条道路上愈走愈窄,于是竭力寻求新的解脱,在痛苦中踢开一系列现实主义既有的教条,试图摆脱窘境。然而就像已经溶入血液的东西一样,贾平凹无法摆脱现实主义的骚扰,由清新而到怪诞,他的心灵历经宁静、浮躁、颓废、绝望,从而创作出风俗画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自然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开辟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文学天空。     

Multiplicity: anarchy in the mirror of sociology

ABSTRACT

Justin Rosenberg’s proposal of ‘multiplicity’ as a new grounding concept for IR aims at liberating the international from the perceived constraints of its dominant framing by Realism. Viewed from within the singular political entity, the international can only appear as absence and negativity, traditionally thematised in IR as ‘anarchy’. Recasting it instead as ‘multiplicity’, through a move from politics to sociology, is intended to chang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from conflict, tragedy and repetition to interaction, combina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move, however, does not succeed in grasping the negativ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and so as a result it remains within the limits that Realism enunciates: multiplicity complements anarchy sociologically rather than transcending it theoretically. A new concept of the international would result not from rejecting the negative in favour of the positive but from recognizing them as dialectically contained within each o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