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昉与萧子良文士集团交游考

作为萧子良文士集团的核心成员,任昉与沈约、萧琛、王融、谢朓、范云、萧衍、陆倕、张思光,何宪、孔广、江淹、虞炎、何僩、周颙、庾杲之、刘虬、宗夬、柳恽、王僧孺、江革、范缜、孔休源、谢朏等人均有交往。萧子良过逝后,任昉作《文宣竟陵王行状》,高度肯定了萧子良的品行、学识、政绩和招士活动。萧衍建梁后,任昉任吏部尚书,成为梁初文士集团的中心人物。任昉将王俭、萧子良文士集团重视学术和文学、为官清廉的传统延续到梁朝。      

宋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音注补苴

宋跋本王仁《刊谬补缺切韵》是现今最为完整且最接近《切韵》原貌的修订本,简称《王三》。《王三》音注对考察陆法言《切韵》原书相当重要。文章参考不同版本及相同或相近时期的不同韵书,试图对音注中的疑难作出解释,并对漏注情况进行补充。     

明行人司机构性质辨析

行人司作为明王朝的中央级行政机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其视为外交衙署,行人则被认为是专职使臣。但若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一说法并不完全科学,因为就行人的职能看,其非外交职能的内涵远远大于其外交职能。行人虽然职低权微,但升迁却很快,如给事中、御史有缺,多先从行人中选拔。行人在出使过程中,也颇受所至地方官员和首领的礼遇,因此使得一些机构的官员对行人很是羡慕,甚至千方百计侵占其职能,寻求出使机会。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当是因为行人司系皇帝特使机构的这种特殊身份,才使得行人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能收获颇丰,也才使得人们对其刮目相看。     

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再论梁衡先生的《人杰鬼雄》细节描写和语言形象开掘的艺术性

<人杰鬼雄>迥然有别的细节描写是因为这些人物的生命历程显出曲折与波澜,他们的业绩写下了不朽与辉煌,他们的生命价值兆示无尽与永恒.作者善于切取、善于比兴、善于咏叹;在语言形象的开掘方面,以优美的韵致与文采巧譬妙喻,清通晓畅地凸现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全篇始终洋溢着浓郁而凝重、浑厚而深邃的历史氛围与情韵,极富典雅之美、通俗之美、悲怆之美和节奏之美.     

论东晋王朝桓氏家族与西军关系——兼对禁军与北府兵的侧面考察

荆州是东晋王朝的“国之西门” ,荆州军被时人称为“西军”。桓氏世居荆楚 ,通过施恩泽惠 ,笼络“西人” ,“为荆土所附” ,桓氏家族的盛衰兴亡与其掌握的由西人组成的西军紧密相连① 。本文将缀合史料 ,探究东晋时期桓氏家族地位之变迁 ,以及桓氏笼络控制西军、西军与桓氏成败之关系 ,并论及东晋兵制之概况。     

永恒的悲哀——解构巴人《莽秀才造反记》的启蒙情结

美国文艺理论家米勒认为“文学基本上是一种意识形式”,巴人通过《莽秀才造反记》中的历史叙事,既呼唤劳苦大众奋起抗争,又批判了劳苦大众抗争行为的残暴、无序,发出了历史永恒悲哀的感叹。     

董仲舒公羊学对儒家仁义论的创造性阐释

仁与义在《春秋》中是针对天与王、人与我关系的范畴,《公羊传》是沟通孔孟和董仲舒的桥梁,在此之前孔孟发明仁义以论说王者之道和人、我关系及个体立身处世之道德准则、原则和规范,在此之后,董仲舒的今文公羊学将仁、义合论,从范畴内涵、哲学根据、实施对象和方法等方面系统阐述并深化了仁义论,他对儒家仁义论的创造性阐释在于认为：仁是天的本质属性,仁取之于天,具有外在的超越性本源;首次明确提出仁的博爱原则;区分了仁与义,仁指向安人、爱人,义指向正我、修己。董仲舒的仁义论参与塑造和建立了西汉以仁义之道为核心的国家治理观念、教化体系和礼仪制度,对于中国传统主流社会的人伦道德、意识形态、礼法秩序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理雅各与辜鸿铭《论语》翻译策略

文化名著的翻译与传播受译者的经历和为翻译目的而采取的翻译策略制约。文章对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分析译本对原文本关键词、文化事实的翻译特点,指出文化典籍的翻译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有效的翻译策略能够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遂老双峰下,谁明廿载心——北学中坚王余佑事迹新探

王余佑为明清之际北学的重要代表。其诗文集《五公山人集》对于揭示他和亲朋社友的生活状态具有典型意义。《事迹纪略》为《王氏家谱》中保存的一册抄本文献,由王余佑手创、历世子孙递修递抄而成,其中包括不见于今本文集的王余佑、孙奇逢、颜元、李塨等人的传记,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学宗孔孟的阳明心学

孔子创立仁学是为了把流于形式的周礼安置在人心,他的仁是情和礼的统一,是儒家的道德总汇和境界的至极。王阳明创心学为的也是把朱熹的外在天理植根于心,他的心体是情和理的统一,是道德的汇总和儒佛道境界的融合。孟子提出本心说、尽心之道和良知说等,王阳明心体的一种含义便是心之本然意,王阳明也主张尽心,强调良知的主宰和评判作用。他还承袭了孔孟所倡的内圣外王的工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