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其里,滑稽其表——《登徒子好色赋》的角色和主题

《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是宋玉表达“讽于淫”的主题的系列作品.《登徒子好色赋》是由登徒子和宋玉共同执导和表演的意在讽刺楚顷襄王的准俳优戏.它所揭示的既不是登徒子好色,也不是宋玉好色,而是顷襄王好色.此赋不像《高唐赋》“曲终奏雅”,因而其旨意十分隐蔽,但如果明白了登徒子就是唐勒(宋玉的好朋友)这个关键,那么其隐蔽的旨意便能揭示出来.     

《世说新语》不是小说

《世说新语》所记内容属于历史事实 ,其中的史料被《晋书》和研究魏晋史的今人大量采用 ,该书的内容既不属虚构 ,也没有完整曲折的故事情节 ,因此《世说新语》不属于小说 ,而属于史料笔记或史料笔记文学     

王渔洋的《题辞》与余秋室的佳《序》——谈《聊斋志异》的“独创性原则”

渔洋老人为《聊斋志异》的《题词》,揭示了作品的"总体特征"。百年之后,余秋室之佳《序》,有如《题词》之注脚,全面而深刻的阐释、发挥了《题词》的思想,指出了《聊斋志异》何以"厌作人间语"爱听鬼唱时"。而这一点,作为《聊斋志异》的思想与艺术的"总体特征",正体现着文学的"独创性原则"。     

对知音故事的文化再阐释

知音文化是湖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情感力量。然而,历来对于知音文化的理解一直停留在知音故事层面,未能进一步深入。事实上,知音文化与楚地的风俗民情以及道家自然哲学之间具有深刻的渊源关系。时至今日,知音文化仍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与普世价值。     

教育与娱情:中外戏剧价值论永恒的内部角力——以曹禺剧作批评史为中心

“戏剧何为”是曹禺剧作的批评者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耐人寻味的是,在不同历史阶段,研究者们于曹剧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之间总是有意无意地突出一方而非等而视之——要么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要么将一方视为另一方的附属产品.这一现象首先与曹禺在个人创作倾向和时代、社会要求的冲突中所生发的价值犹疑有关——作者在“教育”和“娱情”两大功能之间的摇摆直接导致了其剧作价值倾向的模糊.更进一步说,由于戏剧自身的艺术特性及其不同于其他文类的受众特征,“教育”和“娱情”之间的角力始终潜隐于古今中外戏剧价值论内部,曹剧中两大功能之间的“暗斗”恰是其具体表现之一.     

严羽论诗的自信气质与主观精神

严羽论诗个性极其鲜明,其观点、立场以及语气和口吻等均体现出强烈的自信。原因有三:一是他自幼受到纵横家的影响,尚奇节而不拘一格;二是宋朝的理学与禅宗尤其是心性之学对他诗学观的渗透;三是其求学过程中承续了老师的精神气质。严羽论诗的主观精神也极其鲜明,他推崇兴感神会、无迹可求、含蓄蕴藉的诗风,其兴趣说、妙悟说、熟参说等都充溢着一种迷离、玄妙和神秘的色彩。这是对古代文论诗性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和其论诗的自信气质、诗学观的本质息息相通。     

李渔的人生哲学与话本创作

李渔宣称"行乐第一",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他的人生哲学直接影响小说人物的性格与行为,操纵小说情节的发展与结局。李渔认为"行乐之地,首数房中",他一生广置姬妾,笔下人物大多妻妾成群。其性爱观念主要考虑男人的利益,婚恋小说要求女人无条件地顺从男人。李渔对居室、园亭颇有研究,一生三次修建别业。他把自己置造园亭的绝技与雅好移植到了人物身上,并已明确意识到人物身份、性格与居住环境的关系。李渔出生于商人家庭,具有良好的商业意识与经营能力,晚年转型为文化商人。他笔下的正面人物,都是靠忠厚起家,凭仁慈发迹,赚钱后享受生活,仗义疏财,决不当守财奴。     

《《报任安书》作于汉武帝太始四年补说》献疑

<报任安书>的写作年代历来有汉武帝太始四年和征和二年两说.徐朔方先生赞同王国维太始四年说并驳斥程金造<从报任安书商榷司马迁的卒年>有关征和二年的观点.分析各种史料,可以看出,徐先生由于在一些地方误读文献,加之忽略了一些历史和生活常识,故而其<补说>并不能够证明<报任安书>写于太始四年,因此赵翼和程金造关于<报任安书>写于征和二年的观点应是正确的.     

裴矩《西域图记》所见敦煌至西海的"三道"

本文对裴矩《西域图记》的成书时间、撰写目的及所述敦煌至西海间所经诸地进行了考证。     

观艺术之心叩灵魂之门——重读田本相著《曹禺传》

《曹禺传》是田本相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该著以其整体宏阔的结构原则,史实考订与艺术想像并重的阐释方式,注重心灵探寻的写作向度,重建了伟大作家曹禺的生命史和灵魂史。《曹禺传》所提供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透视曹禺本身,对探求文学背后所隐含的政治、思想、文化的解释,以及克服当代作家传记写作的隐与忧等亦有诸多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