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的时代课题——生态文学

生态文学是西方人文主义者通过对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反思、质疑及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环境污染和人类生存状况的忧思而展开的课题。它在文艺学领域引起强烈的反响，并迅速发展为一门显学。拟以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为背景，探讨生态文学的研究价值，呼吁文学研究对生态文学的高度关注。     

唐寅与弘治己未春闱案的文学史影响

弘治己未春闱案由风闻而起,以莫须有了结,又引起了日后的流言四起。在对该案的种种记载与议论中,唐寅成了关注的焦点,博得了广泛的同情,并使这一事件染上了传奇色彩。案件的文学史意义在于激发了唐寅的"中年转变",使他开辟了人生与艺术创作的新天地;同时又在明中叶诗文革新的关节点上,因唐寅而导致了吴中诗坛复古集团的解体。     

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对文学的影响

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对文学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首先是导致多名重要作家去世,其次是使盛行一时的酬赠之作几乎绝迹,最后是促成了文学批评的繁荣。     

超越族裔性--华裔美国文学母题内涵演变探究

20世纪90年代以降,华裔美国作家打破美国主流社会强加在华裔美国人身上的刻板形象,力图展示真实的自我,同时通过超越文学作品母题的族裔性,表达了对于种族之间和谐共处的诉求,及其实现的可能性。他们的作品,体现出具有包容品格的族际性。其具体表现为：超越族裔性,走向融合性;能够满足多种族群审美期待的人物塑造。     

阶级斗争理论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

阶级斗争理论于1920年代传入中国后,为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和1940年代的延安文艺运动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并成为建国后高歌猛进或急风暴雨般的文艺运动和红色经典文学的理论指南,回望阶级斗争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关系,育助于我们今天对20世纪上半叶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文学作出历史的评价和思考。     

中国文学"士不遇"主题的文化审美阐释

“士不遇”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主题。社会的封建性决定了“不遇”是古代作家的必然 命运，但中国古代作家却又主动地不断的去重演前人的命运，其原因在于古代作家的心理结 构是悲剧性的。“士不遇”主题不仅包含着“士”的命运悲剧，而且也包含着人格的悲剧。 在传统政治人伦文化的影响下，古代文士对于仕途之“遇”的普遍追求，仕途“不遇”的共 同命运，文学创作的排泄、补偿，就成为“士不遇”主题之所以普遍产生的基本规律和基本 事实。     

杨晦、周扬与文学理论教材建设——胡经之先生访谈录

在举办北大文学理论研究班的过程中,苏联专家向中国的大学教师传授了意识形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强调了文学的党性、阶级性、思想性、人民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一些文学技巧,促进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和发展,但也有脱离文学实践的局限;<文学概论>吸取了当时的学术成果,把理论奠基在认识论上,强调文学与政治、社会、阶级的联系,但它把反映论等同于认识论,排斥了体验、情感和理想,还过于政治化,缺乏对文学审美的把握,这些局限有人为的原因,也有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杨晦提出的关于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观点很有价值,他也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和文学批评做出了贡献;用扬亲自在北大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讲座,支持学生编写<毛泽东文艺思想概论>,增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他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同时认识到审美的重要性.     

晚年丁玲反思的缺失与障碍

反思意识的匮乏是晚年丁玲的症结所在。一方面 ,是由于丁玲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特有的精神结构使她内心深处满蓄着对反思、特别是对政治反思的深切的惧戒 ;另一方面 ,则由于丁玲精神上横亘着勾销论、抵消论这两大思想障碍。丁玲一生 ,有很长一段时间处在社会政治的两极。一极 ,革命生涯 ,忠实的共产党员 ,革命战士 ;一极 ,政治磨难 ,被视为叛徒 ,反党分子 ,右派分子。这种独特人生的两极铸就了丁玲精神的两极。一极 ,革命生涯所带来的振奋和欢乐 ,铸成精神的天堂 ;一极 ,政治磨难则把丁玲推向精神的炼狱 ,痛不欲生。丁玲摆脱政治磨难、追还政治真面的强烈欲望 ,使她的言论、行动乃至创作有了双重性质。一重 ,发自内心 ,是内在要求的自然流露 ,这是根本的方面 ;一重 ,则是有意为之 ,则是向群众、向组织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同党同革命的始终一致和绝对一致。这种“有意证明” ,极大地堵塞了丁玲反思的路。丁玲的勾销论、抵消论 ,有其片面的真理性和历史合理性 ,不应一概否定 ;但作为反思的障碍 ,却又是决不可取的     

云南民间文学对云南儿童文学的文化渗透和影响

作者以云南民间文学与云南儿童文学的关系为视点,探寻并透视云南民族文化与云南儿童文学的血缘关系,考察民间文学对云南儿童文学的当代影响,从而思考作为民族文化大省的云南儿童文学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坚守自身民族特性、体现时代性并走向世界性等问题。     

李先芳与“后七子”公案辨诬

在明中叶第二次诗文复古运动中,李先芳参与的时间要早于李攀龙之外的其他六人,且有引介王世贞之功,可谓诗社先驱,却名不在“七子”之列,而被置于“广五子”之中。此事作为一桩公案被钱谦益等人借为攻击后七子的口实而加以渲染。事实上,所谓李先芳的被摈弃,有外部时空条件的限制:加入刑部诗社后不久即离京外放,在七子集团形成之前未参与活动;也有他自身的原因,一是诗文创作才力不逮,二是为人轻薄放浪,对诗社态度迟疑动摇,而并非李攀龙等人有意摈之。李先芳诗名藉甚却成就不高,然也有不少诗思秀发之作,亦齐鲁间一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