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风对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文艺倾向的批判

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反映论对我国新文学尤其是左翼革命文学产生了相当恶劣的影响。胡风将之称为“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并同他们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斗争中建立了自己的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为现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则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鸳蝴通俗社会小说却缺乏独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海派的两性文学,从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文学,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鸳鸯蝴蝶派对都市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在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但两派的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胡寅《崇正辩》论

理学虽以批判佛教为动因,但理学自身的建构不仅使批佛弱化,且呈现出儒佛混为一谈的现象,因此胡寅《崇正辩》实是南宋初期理学家批判佛教的重要著作。胡寅对佛教的批判,虽从清理佛教外在形式入手,但实际上却贯彻着他在根本理论问题上的立场与见解。胡寅揭示了因果报应的功利性本质,强调了儒家道德思想的自主性原则;同时他将善恶祸福无常对应的问题从道德哲学的论域中清除了出去,阐述了湖湘学派由实在性自然引申出价值体系的理论,并最终落实在儒佛心法上的比较,彰显出儒与佛的真实性与虚妄性。胡寅在批判佛教中所阐发的思想,对于后来朱熹的思想建构很有影响。     

殷代日界小议

甲骨文中的“”字是指前一干支末到后一干支开始的一段时间。根据卜辞材料和文献记载 ,殷代的日界不应在天明之时 ,而是包括了一段夜间 ,具体的说 ,殷代一日之始 ,可能在夙时。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及历史地位新探

阐释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概括了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背景,给科学发展观以新的历史定位。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一次飞跃。     

接受与传播——论《陌上桑》的拟作

为了探讨《陌上桑》的创作接受史以及后世拟作与《陌上桑》本辞的内在联系,通过采用分类分析、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等方法,同时运用西方接受美学理论,对历史上众多《陌上桑》的拟作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认为后世诗人大量模拟《陌上桑》,是基于《陌上桑》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这种能动的接受方式对《陌上桑》成为经典名篇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胡锦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思路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胡锦涛逐步形成了新形势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思路。他提出要准确把握目前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特点,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升到新的高度;强调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健全完善调处人民内部矛盾的长效机制,坚持走群众路线,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从而妥善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     

老子的“上善若水”与管理者的人格塑造

根据老子的"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价值观,从"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等七方面,全面揭示了道家的"上善若水"理想人格的社会内涵及其现代价值。它对于塑造现代理想人格和智慧人生,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晚商时期对东方地区的军事经略和主权管辖

晚商时期商朝在对东土各族持续进行军事征服的同时，还在东土一带设置军事据点，屯驻师旅，抵御外族入侵，加强军事防御，此已初具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意义。卜辞所见商王在东土之境的田猎活动，既有经济方面的意义，又具有政治经营和军事演习的性质。商王经常不定期地到东土各地，举行一系列政治和文化活动，可以视为先秦时期巡省制度的萌芽。商王与东土诸侯之间经济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初步确立，对东土方国军队的调遣和指挥权的掌握，是商王在东土有效行使国家主权的重要标志。以上表明，商朝已经不再是局限于千里邦畿的国土范围狭小的邑土国家，而逐步成为真正意义上拥有一定领土主权的早期国家。     

朦胧的、不确定的救国理念——"二十一条"交涉期间新式知识精英的初步反应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使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感到了严重的威胁。中国新式知识精英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作出了各具特色的应对,从总体上看,他们这时的救国主张还是较为含糊、朦胧的,但他们都在努力寻找救国的方案,开始认识到对人民进行启蒙、提高国民觉悟的重要性,从而开始了他们改造国民性的伟大工程。而在教育人民和启发青年觉悟的问题上,这时他们所崇尚和提出的,仍然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权学说,这也是他们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同路人的重要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