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记“两个务必”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同志50多年前提出的"两个务必"精神,是对中外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都真正做到了"两个务必",并坚持与时俱进,赋予了其新的时代内涵.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牢记基本国情和党的庄严使命,牢记"两个务必",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牢固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     

谈上甲至汤灭夏前商族早期国家的形成

自上甲至汤灭夏前的商部族,究竟处于文明进程的哪一阶段,学者间存有很大分歧。殷先公先王自上甲以后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商汤灭夏前已初步形成了部族奴隶方国,建立了国家机器。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读胡正武《训诂阐微集》

文章概要评介了胡正武近著<训诂阐微集>的基本内容、研究方法,评点了该书在训诂研究上的几个显著特点,着重评价了联绵词和"面缚"礼仪方面的探究等.     

《墨子&#183;经说上》中“湿故”的考释——墨家法律逻辑的重构

在墨家法律逻辑重构中存在一些疑难之处,疑难的核心在于,<墨子>一书中关于墨家法令绎结程序的记载含有背离墨家理论系统之处,此即"湿故"概念.对<国语·周语>等涉及法令运用程序的典籍的考据显示,"湿故"是因"实故"之讹造成的衍乱.此讹误的辨析与清除使<墨子·经说上>包含的法律逻辑的系统性得以重现.     

胡风编辑活动的主体性:以《七月》、《希望》为例

在对编辑主体性的充分发挥中,胡风为编辑甘做"泥土"的奉献精神奠定了超乎单纯自我牺牲的更为坚实的心理基础.这些使得他的编辑活动取得了极大成功.胡风的成功经验表明:编辑人不能仅仅满足于为他人作嫁衣,在具有甘做"泥土"的奉献精神同时,更要有"组织者,领导者"的气魄、抱负,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编辑的主体性,在编辑工作中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     

人生体验的感情投射--胡适的《终身大事》再读

胡适的<终身大事>在现代性启蒙与现代性审美方面都有极自觉的追求.它有社会问题剧的外在形态,更有表现作者缺失性体验的情感内核.作者借艺术的幻境发泄郁积已久的苦闷,实现在现实中没有实现的愿望.在戏剧形式上融会了中外戏剧的特点,建构了"五四"时期话剧独幕剧的基本形式.     

胡应麟《四部正讹》的成书原因探析

胡应麟《四部正讹》是中国辨伪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专著,它的成书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学术发展演变及胡应麟本人的治学经历都有密切的关系。从社会背景上看,空谈心性、作伪成风的学术环境催生了胡应麟求真求实做学问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辨伪学发展史上看,先贤们片段零星的实践为《四部正讹》的成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借鉴经验;此外,胡应麟自身的学术积累、丰富的藏书等自身条件为《四部正讹》的成书提供了可能。     

论《国殇》为秦人所作及其相关问题

《九歌·国殇》一篇之作者、作时及创作主旨,传统认为乃屈原为纪念楚国历年战争中为国牺牲之将士所作。但从《国殇》与《九歌》它篇风格之迥异及其语词绝不类于屈原所作《楚辞》它篇来看,《国殇》不仅非屈原之所作且也非《楚辞》之所属。而从《国殇》与《诗经.秦风.无衣》风格及《汉书》等文献所述秦人风尚之比较来看,《国殇》之风最近秦人。而考之《史记》等相关文献,《国殇》最有可能为秦人纪念在长平之战中死去的国中少年所作,其时间当是长平之战后即公元前260年后这一时间段。     

西安事变前杨虎城与中共中央关系新探

西安事变前,杨虎城与中共中央的关系并不一帆风顺。杨虽曾主动与陕北中共中央联系,但1935年12月汪锋到西安与杨会谈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效。1936年3月王世英与杨谈判虽然达成初步协议,但却长期徘徊不前。直到东北军西调,杨部填防,陕北苏区交通线中断,中共中央才急于加强与杨的关系。9月,张文彬在西安与杨谈判,正式确定了双方抗日合作的关系,杨虎城与中共中央的合作进人实质性阶段。12月5日,毛泽东第三次致函杨虎城,对双方的合作给予高度评价。     

胡适的“科学情结”与新红学的“科学方法”——论新红学的价值取向及其得失

研究《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和本子问题,不是为了进一步研究《红楼梦》的"思想""艺术",而是借此向广大的中国人输入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这就是胡适的"科学情结",这就是胡适创立新红学的目的。为了推广"科学方法",所以胡适只关心那些可以考证的内容,即曹家的历史和版本的历史。他对于《红楼梦》的核心——大观园,这个显然是虚构出来的世界,不是不知道,却总是避而不谈。不能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的对象,在胡适看来是没有讨论价值的。胡适所创立的新红学,其长处和短处均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