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北庭龙兴寺营建相关问题新探——以旅顺博物馆藏北庭古城出土残碑为中心

旅顺博物馆现藏有上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北庭古城某佛寺遗址所发现的15件唐碑残块。虽然这些残碑破损严重,还无法缀合,但从碑文内容看, 应为造寺功德碑。碑文中出现的“龙兴寺”应即唐中宗复位后敕令天下诸州营建的龙兴寺;而碑文中出现的“检校天官都维那”则应是带有高级俗官头衔奉敕营建佛寺的僧官,反映出唐中央政府对北庭龙兴寺的重视,故出土这些碑刻的佛寺遗址极可能就是建于神龙元年的北庭龙兴寺遗址。     

清代晋北村落庙宇会馆及其戏台调查研究——以山西怀仁县石井村龙王庙为例

在山西省怀仁县石井村龙王庙内,现存有清同治年间修建的会馆和戏台,两通同治十年(1871年)刊立的石碑也记录了修建会馆和扩建乐楼的经过。这座会馆是迄今为止田野考古发现的唯一的一座在村落庙宇中附建的会馆,对于了解清代后期山西北部村落的发展和戏剧演出有重要意义。     

张学良的爱国情怀

以翔实的史料论证了张学良将军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反对内战,维护国家的统一;在中华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他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联共抗日,为结束十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全民族抗战做出历史性贡献;在漫长的幽禁岁月里,他虽身处逆境,但爱国初衷不变,仍关心抗战;张学良晚年心系祖国统一和富强,情萦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     

略论唐代太常寺乐工番上之余的活动

太常寺乐工要按时到太常寺服役,用其音乐技能服务于宫廷.在番上之余,他们要用其音乐才能服务于民间,从事婚丧和各种民俗中的音乐活动,从而获得一定的报酬,并努力学习和训练音乐技能,以使音乐技能得到不断提高.     

西安事变中的宋美龄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宋美龄发挥了独特而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稳定南京政局、沟通宁陕对话、亲赴西安救蒋的举动,有力地促进了事变的和平解决。而她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在于她做到了情感与理智的有机结合,身份与素质的相得益彰以及主观与客观的因势利导。     

蓬溪宝梵寺壁画艺术特征探析

文章通过对巴蜀地区蓬溪宝梵寺壁画造型特征、用线特征、用色特征、技法特征的提炼与分析,探索宝梵寺壁画独特的艺术风貌、地域特色以及象征意义等,挖掘其深层次的艺术审美价值。     

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始建年代及相关史事研究

柏孜克里克石窟寺本名“崇福寺”,始建于555年,是麴氏家族的王家寺庙,亦是麴氏高昌用以维系与突厥的“交好”关系、实现“永固邦疆”愿望的纪念性宗教建筑。因地处宁戎谷,又有“宁戎窟寺”等俗称。智通、进惠、法惠,是精通突厥语的汉僧,生活在7世纪末至8世纪上半叶。自790年秋开始,该寺又转为回鹘统治者的王家寺庙。第32窟所绘回鹘男女供养人像,是颉于迦斯.骨咄禄(即怀信可汗)家族的画像。     

论佛山祖庙北帝诞祭祀仪式及其价值功能

佛山祖庙供奉道教水神北帝,千百年来,北帝信仰影响着佛山历史的发展,渗透在佛山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北帝诞祭祀仪式是佛山北帝崇拜的具体表现形式,探讨其渊源及功能,对研究佛山历史、经济、宗教、文化及城市化进程具有积极意义。     

新津观音寺壁画赋色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新津观音寺壁画设色庄重典雅、富丽堂皇,其赋色特征主要体现在色彩的分割与组合作用、色彩的构成与应用、色彩的装饰性特征以及红黑金三色的象征意义等方面.它沿袭了传统绘画的赋色方式并将其融汇贯通,在材料的选用、绘画的技法以及制作的工艺方面大胆创新自成体系,不仅吸收了四川地区唐宋绘画的艺术风格与审美特色,同时还展现了明代壁画的艺术面貌.新津观音寺壁画的赋色综合了四川地区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宗教、艺术等多方面因素,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研究的价值.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善后中的战和问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一到南京即扣押了张学良,同时对西安进行政治分化与军事威胁,企图用武力实现“陕甘军事善后办法”,西北形势迅速恶化。对南京方面,究竟是“战”还是“和”?西安方面内部分歧较大。身为西北地区最高负责人的杨虎城,由于自身实力较小和受中共态度的影响,时而主战,时而主和,总体上是主战大于主和。杨虎城的主战主张对于争取张学良回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这和抗日大局相比,又是微不足道的。对此,“千古功臣”杨虎城是有所认识的,只不过不愿放弃昔日的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