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建立起民族的信心"——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关于"信心与反省"的讨论及其他

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不免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占据思想界主流位置的种种世界主义的主张形成一种紧张的对峙.《独立评论》围绕"如何树立民族信心"的讨论,正是这一"紧张对峙"的反映.通过对这一讨论的内容、背景及其与"本位文化"论战的关联等多方面的梳理,试图展示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学人在国难日渐深重、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昂的现实面前的坚持、妥协和困窘,以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各种思潮既对立又相通的生动复杂的面相.     

断肠天涯滞客吟--论江湜行旅诗

清末苏州诗人江浞遭逢离乱，半生辗转闽浙苏三地，生命历程与行旅密切联系，毕生心力凝结为《伏敔堂诗录》，诗集中行旅诗歌占百分之四十之多，这些诗歌记行述闻见，以漂泊回归为内核，辐射出孤独、深愁、思乡、回归四类情感主线，于山程水景中抒写出一颗乱世愁郁的心魂。     

苏轼“平淡自然”论及其艺术审美理想

20世纪以来，关于苏轼平淡自然艺术理论研究的文章数量众多，但基本是围绕着苏轼晚年趋于平淡自然风格的追求与他大量的“和陶诗”来谈的。实际上苏轼的“平淡自然”艺术思想有着独特而丰富的内涵，这里从时代风尚、艺术创作、人格境界、情感守护以及人生艺术化等几个方面论述苏轼的“平淡自然”的艺术思想。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探义

今古文两学派的较量是《诗经》问题争论史中的一大焦点,但因三家《诗》的陆续亡佚,使得后人要支持今文《诗》,得同时致力于辑佚与诠释两个工作才行,清末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就是这方面的名著。此书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继续前进,尽量铺陈三家原貌,以《毛诗》作为理解今文的参照系,条理清晰,而其分别家数时,主要是依照陈寿祺父子《三家诗遗说考》的成果,甚至陈氏取材不够精审的缺陷也被王氏所承续,所幸,其在面对旧有材料时仍能注意到筛选与考辨的工夫,所以呈现出来的材料仍较陈书稍显精审。     

充分世界化与民族复兴——试论胡适的中西文化冲突解决方案

面对近代中国尖锐复杂的文化冲突，胡适提出了充分世界化的方案，试图克服各种变相的“中体西用”论及其中蕴藏的虚骄自大心理。这是一个被视为“全盘西化”论、强调自我反省和自强开放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方案。尽管其中的缺陷十分突出，但对推进中国的民族复兴大业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明代兼主唐宋派的韩愈古文与《史记》之比较批评

韩愈古文与《史记》之比较批评是韩文批评史中一个重要内容。早期关注点较分散,涉文气、文质、天才与穷而后工等议题,具体论较以文体、句法为主。明中期,兼主唐宋派针对独尊秦汉文法式,袭貌遗神之时弊,开始形成以《史记》为衡量,强调"神髓"、"本色"的比较自觉。这是接续古文统绪之举,是由唐宋以溯秦汉思潮的产物。既为其重要研究方法,所形成的侧重文统和师法的比较理论,又构成其古文理论的核心内容。     

苏轼贬谪生涯与北宋岭南文化

在贬谪岭南六年多的时间里，苏轼仍以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对岭南的佛道文化、旅游文化、饮食卫生文化以及教育科技文化加以吸收、改造、传播或建设，既在逆境中调节了自己的身心，也传承了先贤的文化精神，成为北宋时期贬谪岭南造福岭南最著名的文化巨人。     

20世纪夏史与夏文化探索综论

我国历史上有一个夏朝,这为中国古代史学家所坚信。然而在近现代一些国内外学者对于夏的存在却发生了怀疑,这样有关夏代历史的探索就因关系到我们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重大问题而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由于传世文献中有关夏的记载数量少且零碎,并多属后人追记,所以探索夏文化主要依靠考古学来进行。这是继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之后,在古史研究方法论上取得的可喜成就。     

诗性智慧的和弦--儒释道与苏轼的艺术人生

儒释道思想因素与苏轼人生艺术的关系,表现在学习和应物两个方面。苏轼对儒释道三家的学习,一方面是自觉的广博的学习和吸取,既沉潜深入而具体落到实处,又虚怀客观不以先入之见阻止自己学习;另一方面是在学习中将三家精神根本性的主张“打通”,以他特有的熔铸才能,构造成了一个周密的思想结构。他对三教思想在学习基础上的融会,不是所谓“为学术而学术”,而是“遇物而应,施则无穷”的“应物”。     

胡适与周汝昌

“新红学”的创始者胡适对周汝昌的提携可谓不遗余力,而周汝昌则是最能继承胡适衣钵的红学大家。梳理胡适、周汝昌的交往经过及师承渊源,不仅有利于认识“新红学”的发展脉络,更有利于澄清有关胡、周关系的诸多模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