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寓意于物"看苏轼美学思想的生态学智慧

苏轼美学对“寓意于物”与“留意于物”观物态度的区分道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物关系思想。“寓意于物”倡导人对世界采取一种自然适意的态度,是苏轼美学思想中生态学智慧的鲜明体现,其根源来自苏轼对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体认。这种生态智慧对我们今天处理生态问题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     

胡适杂文的艺术初论

胡适的杂文有三个突出的艺术特点:其一,结构严密。论证环环紧扣,说理极为有力。其二,清楚明白。一是思想清楚,观点明确;二是语言浅显,明白通俗。其三,议论形象。一是勾勒形象,说理可感;二是善用比喻、富于幽默,全文既通俗浅白,也还生动形象。     

苏轼文化人格价值分析

苏轼的文化人格厚重丰满,内涵复杂,极具价值。对其进行研究和探讨,不仅是对苏轼高贵人格的尊重和欣赏,也对当今社会文化人格的建立有一定的启示。     

利玛窦的《畸人十篇》与道家思想

以耶稣会士在华的传教策略为切入点,追溯耶稣会的历史和特性;以<道德经>的思想为参照,分析利玛窦的<畸人十篇>的主旨和意义,换一个角度深入探讨利玛窦之传教策略之所以独特而有效的因素.作者认为推动了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的利玛窦之适应性传教策略恰与"无为而无不为"的精深睿智的道家思想相契合.     

论《世说新语》的人物关系网——以王述为中心的考察

《世说新语》是一部分类记事的志人小说,若将其中某一人物分散在各门中的零星言行记录合而观之,将会呈现出该人物的整体形象和由此辐射而成的人物关系网络。这种研究方法有助于挖掘《世说新语》中复杂的人物关系效应和深广的社会文化内涵。     

中华"遂皇"考——燧人氏的事迹及时代之考察

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太昊伏羲氏和女娲氏的研究比较多,大多数学者认为他们是人而不是神,也不是"时代符号".但对他们的"父"族燧人氏,却鲜有研究.主要原因是燧人氏事迹简略,形象模糊,多以为是个"时代符号".我们认为:从距今二三十万年进入到"早期智人"(古人)生存时期,伴随着母系氏族的出现,作为"首领"的神传说人物,不论其故事有怎样的神话色彩,都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状况.距今约五万年前进入到"晚期智人"(新人)阶段后,氏族首领也是如此,燧人氏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氏族首领.他因发明"人工取火"而被称为三皇之首,亦称为"遂皇"(即燧皇).     

“受其影响,又摆脱影响”——施蛰存与弗洛伊德理论

施蛰存从弗洛伊德那里获得潜意识和变态性心理的精神分析理论,从而改变了中国传统小说通过人物语言、行动等外部形态来表现人物的写作方法,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以及无意识、潜意识之中。几乎每篇小说都写了主人公潜意识的自然流露和变态性心理,只是或浓或淡,或急或缓,浓者急者,便像精神病患者,行为怪诞荒谬,如魔鬼缠身;淡者缓者,也是性格异常,令人不可思议。但是施蛰存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态度是“受其影响,又摆脱影响”,从而创作出既创新又有民族特点的小说。     

实证方法与民国学术

实证方法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向人文社会领域渗透的结果 ,是近代以来学术研究的主体方法。可证实性原则是实证方法的核心。经由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的介绍 ,这一方法在民国学术界得到了广泛传播 ,影响及于每一学人。胡适、冯友兰、金岳霖在此一方法的基础上吞吐中西、融会创新 ,构建起各富特色的学术体系。经过实证方法的洗礼 ,传统思维方式获得了改造 ,科学思想与方法深入人心 ,民国学术也因此焕发出勃勃生机     

略论苏轼的强兵思想(上)

苏轼的一生,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从出仕伊始,终其整个政治生涯,一直关心着、细审着北宋王朝军政和防卫的问题与需要,形成了一整套合理、实用而又独具特性的强兵思想,包括强兵的宗旨、强兵的要术和制敌的方略。他积极争取强兵思想的实施,以之批评时政,更在有限的职权范围内努力实践:惩治腐败,整顿军纪,练习技艺,整军效果达“诸郡之冠”。     

御选唐诗与清代文治

“御选”是清代独有的诗文选现象,御选唐诗与清廷的文治思想以及尊唐思潮密切相关。它以清真雅正的诗风、温柔敦厚的诗教引导社会文化的方向,以唐诗的盛世之音渲染清代治世的清明景象,逐渐消解了文人对清朝统治的不满,较好地实现了文治。上有所倡,下必从之,御选唐诗所倡导的诗风也就成为诗坛普遍的崇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