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胡适文学思想中的跨学科视角

胡适文学思想研究,是"胡适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胡适文学思想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但对其整体性特征与研究范式意义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把胡适文学思想放在胡适思想的哲学背景中,从胡适治学的跨学科角度,探讨其文学思想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是一个新的尝试。     

朱熹与婺源茶院朱氏宗族

朱熹是婺源茶院朱氏宗族九世孙。他虽然生于闽,长于闽,但是情系桑梓,不忘根本,对婺源茶院朱氏宗族具有十分深厚的亲情。一生两次返归婺源扫墓,为宗族做了三件大事,一是以百亩田租充祖墓"省扫祭祀之用",二是追回失之已久的始祖之墓,三是纂修《婺源茶院朱氏世谱》。情系桑梓,不数典忘祖,是中华儿女的历史文化传统,阐述朱熹与婺源茶院朱氏宗族的关系,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还有一定现实意义。     

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尊——基于胡适“全盘西化”论的思考

＂五四＂运动前后,胡适等社会精英对传统文化的一味否定既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也给国人留下了文化自卑的缺憾。文章简要分析了胡适＂全盘西化＂的主张及其历史成因与＂缓慢渗透＂的西化策略,并论证了它对日后中国文化力式微造成的影响。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跳出文化自卑的阴影,增强文化自尊和自信。在吸纳西方文明的同时,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继承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使我国的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和谐同步,健康发展。     

苏轼在杭期间与同年友人的交游活动

苏轼一生两度任官于杭州,在杭期间,喜好交游的他与两浙地区的同年士人多有交往。与同年的交往是苏轼交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交往促进了他与同年之间的友情,是其在杭期间任职与生活的真实写照,对他的仕宦生涯与文学创作都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论三苏散传的艺术成就

苏洵、苏轼、苏辙的散传创作,代表了宋代传记的最高成就,但是对它的研究却不多。三苏散传的立意各别,不主一格;结构布局,常能突破传统传记的格局,别出心裁;既善于根据传主的个性特征而采用不同的写法,也善于用简洁精炼、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来刻画人物形象,其散传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貌。     

朱熹和李滉哲学之比较

朱熹和李滉二人堪称是中国和朝鲜理学的代表者。二者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李滉继承了朱熹的思想,但在辩证法、知行观等方面与朱熹有所不同。对他们二人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辨其同异,追其根源,索其影响,这对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哲学和朝鲜哲学的血脉联系及其不同的特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宋人"党"观念探析

尽管北宋党争频发,与其他朝代却有着诸多不同之处,这与宋人党观念的变化存在密切的联系。自王禹偁提出＂君子亦有党＂的观点,经欧阳修、苏轼等人的进一步阐释与发扬,逐渐成为宋代士大夫的共识。起初,这一说法的提出只是为消除君王心中对于君子结党的芥蒂,但后来却成为熙宁以后党争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最终难逃被历史否定的命运。     

施宿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南宋施宿的《注东坡诗》题注与《东坡年谱》,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论汉代辞赋"诗源观"的形成及其原因

汉代辞赋“诗源观”的确立经历了在“讽谏”功能上比附于《诗》到用论《诗》的标准评论辞赋,再到“赋者,古诗之流也”的提出这样一个历程。究其原因,首先是汉代从帝王到士人的好赋风气需要寻求一个舍符儒家思想的理由;其次,汉代政治思想的大一统,儒家正统思想的确立为辞赋提供了《诗》之“讽谏”论;最后,作赋者身份由言语侍从向儒家学者的转变也使辞赋“诗源观”的确立具有一种自觉性。在“诗源观”确立的同时,更符合辞赋自身特点的娱情说也依然存在。然而从辞赋发展史来看,“诗源观”并非客观之论。     

“九江学术”百年研究述评

本文主要从研究著述的出版、研究的总体概况、繁荣期研究的突破、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研究的建议等五方面,对百年来朱次琦的学术思想研究作一述评,以期推进有关朱次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