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懋麟与施闰章、徐乾学唐宋诗之争——兼论清初翰林院内外诗风差异

汪懋麟与施闰章、徐乾学之间关于唐宋诗之争是清初诗坛令人关注的事件。清代翰林院诗学重唐,而反对宋诗。汪懋麟和施闰章之间的诗学争论关涉到历史上翰林与主事诗歌主张的矛盾;汪氏和徐乾学之间的诗学论争则关涉到翰林院的＂玉堂家数＂与失意文人＂不平则鸣＂思想的对立。总之他们之间的诗学之争深刻反映了清初翰林院内外诗风的巨大差异。     

朱熹《西铭》研究的史料问题考述

在朱熹的学思历程中,张载《西铭》的影响至为深远。从早年读《西铭》,到中年时期完成以《西铭解》为主的一系列解释工作,再到弥留之际仍对《西铭》注解增删改易,朱熹的虔诚和服膺之情始终如一。在此过程中,朱熹留下了大量的《西铭》解释史料,从中可以看出朱熹的确对《西铭》非常重视。仔细梳理这些史料,不仅有助于认识《西铭解》的流传版本问题,在此基础上深化对《西铭》思想内涵的理解;而且还能看出朱熹在解释《西铭》过程中的思想变化,这对深入理解朱熹思想的发展演变也是有所助益的。     

论张栻的“万物一体”思想

"仁者以万物为一体"是儒家仁学史的一项重要理论创新。继承这一思想,湖湘学派的代表学者张栻从多方面对该命题进行了理论深化。人之心即"天道之在我者",即是天理的呈现。既然人与万物都源自天地生生之意,便应通过一套"反身而诚"的功夫将仁爱精神"推"至万物,以实现"民胞物与"的目标。这种仁爱并非普遍无差别的兼爱、泛爱,它必须通过一套亲亲—仁民—爱物的实践予以实现。这种看似有所隔、有所分的爱有差等的实践方式,因其贯穿着儒学"一本"的精神,因而是真正的"廓然大公"。     

朱光潜的美学与人生哲学

"美感经验"把朱光潜的美学与人生哲学贯通起来。朱光潜的美学探讨"美感经验"的心理机制及其"前因后果",属于科学;通过"美感经验"实现人生的解脱与超越,即所谓"人生艺术化",这是朱光潜的人生哲学。弄清朱光潜的美学科学与人生哲学的关系,有助于正确理解和评价朱光潜的思想,为当下的美学和哲学研究提供借鉴。     

论朱熹《中庸章句》的“人-物”平等思想

朱熹《中庸章句》对“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及“与天地参”的诠释,强调人与物有着共同的“天命之性”,同时又有各自不同的“道”,要求依据各自不同的“道”对人与物作出不同品级的节制和约束,以实现人与天地自然万物的和谐,蕴含着人与自然万物相互平等的。这种“人-物”平等思想,实际上是今天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观所必需的思想基础。     

从体例角度看朱光潜《诗论》的未完成性

朱光潜的《诗论》是中国百年新诗史上最具科学性和逻辑性的诗学论著。《诗论》在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基础上为诗话到诗学的转变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但是在体例上还有不够统一的地方。《陶渊明》一章与全书的体例不协调 ,这说明《诗论》具有未完成性     

徐志摩与胡适的苏俄之争

1925年和1926年,徐志摩与胡适这两位自由派知识分子好友先后游历莫斯科。莫斯科之旅使他们发生了深刻的思想逆转:徐因苏俄之梦的幻灭而回归自由主义,胡则激赏新俄“伟大的政治新试验”而引起“新的兴奋”。由此,徐胡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苏俄问题的论争。徐对俄罗斯文化的“吊古”情愫体现了他的诗人本色,而胡对新俄政治新试验的欣赏则体现了他的“士大夫”性格。胡徐苏俄观的分歧表征着自由知识分子深刻的思想冲突。在这场思想论争中,诗人徐志摩成为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守护者,而作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精神领袖的胡适,则因心仪莫斯科新政而成为苏俄革命的同情者。胡徐围绕苏俄问题的歧争是20世纪前期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饶有意味的事件。     

生为迂执人死做冤魂鬼--冯渊和石呆子的悲剧人生

冯渊和石呆子是《红楼梦》中的两个悲剧人物。冯渊为买妾被“呆霸王”薛蟠的豪奴暴打致死,以葫芦僧乱判糊涂案了结了他可怜的一生。石呆子为守护古扇被贾雨村以拖欠官银为由讹抄贱卖与荣国府贾赦,使其精神上受到致命打击,物质上遭受惨重损失,终致自杀身亡。二人的生性都过于迂执,结果都成了黑暗社会的牺牲品。他俩的悲剧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自身性格的原因。同时,这两个人物与事件具有对称性,在文学创作上被称为“特犯不犯”。所有这些,均值得后人镜鉴。     

朱彝尊艳词论略

朱彝尊与其妻妹的恋情使其艳词独具与众不同的真挚、醇雅、叙事性加强等审美特质。将朱彝尊流连歌坊、寄迹青楼的艳词与其以《静志居情趣》为代表的有特定对象的艳词进行比较,其写作手法与情感的质地均迥乎不同。它既无狎邪游玩之意,亦无比兴寄托之慨,只是真情实感的叙写。其沉挚深通与所恋对象的特殊性使之具有清新醇雅的文人风貌,这在艳词的历史上还是比较特出的。     

司马迁的史识与《史记》的历史编纂成就

司马迁的史识体现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上。《史记》的记述以人物为中心,创立了新的成熟体裁,记载了众多活跃于历史舞台的人物,这是历史编纂思想的一次升华。探讨司马迁的历史见识和《史记》历史编纂成就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历史编纂的深刻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