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教目录学家释僧祐及其《出三藏记集》

僧祐是我国南朝时期的律学高僧,他精通萨婆多部的《十诵律》,以研究、讲习律学著名于齐梁,受到当时朝野的崇敬。僧祐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如研讲戒律、修缮寺院、度僧人、塑佛像、建立经藏等。然而,真正奠定僧祐在中国佛教史、学术史上地位的则是其编撰的《出三藏记集》。该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保存完整的佛教目录,录中著录了大量珍贵的佛经、经序、高僧传记,时至今日仍然是僧俗各界研究、学习佛学的重要工具书。从目录学的角度而言,该录在著录内容、著录体例、分类方法上都有很明显的发展和创新,是我国目录学宝库中一部承前启后的力作。     

《梁高僧传·经师论》解读——西域与中原佛教音乐关系之考析

南朝梁慧皎《高僧传》中有《经师论》,该论涉及了佛教音乐的功能、佛教音乐的代表人物及重大事件和中国佛教音乐起源等问题。《经师论》中有的内容在龟兹石窟壁画中有艺术造型相证。本文还对中国佛教音乐起源问题,做全新解读,对沿袭之说提出辨析。通过解读与考析,表明西域佛教音乐是中国佛教音乐的最主要源头。     

试论苏轼的辩证诗学思想

苏轼辩证诗学思想的不同构成情况：即A然而B模式,如“质而实绮,癯而实腴”;A而不A’模式,如豪俊而不放诞、奇而不夸、清而不寒;亦A亦B模式,如清雄、清劲、清拔等等。苏轼辩证诗学思想的出现有着哲学、文学以及现实生活等多方面的原因。苏轼辩证诗学思想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     

文学的历史观与历史的文学观——《史通》文史关系析论

刘知几处于文士以诗赋谄附帝室的武后、唐中宗时期,虽具史才,却不能不受时代文风影响。他认识到文史之间从合到分的演变过程,其追摹孔子、左丘明的复古心态,使他在《史通》中以文衡史,表现出文学的历史观;又以史律文,表现出历史的文学观。     

谈胡适小说考证中的实用主义思想

胡适是实用主义思想的忠实鼓吹者,他在小说考证中的实用主义思想表现有三：一、自觉的以小说考证为契机,意在给文人学者一把治学之门的万能钥匙;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助推发力、摇旗呐喊,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和民族觉醒;三、在语言文字的“破旧立新”上以白话代文言,也是胡适实用主义思想的生动体现。     

施耐庵之谜别解

施耐庵是谁 ?迄今仍是《水浒》研究中一个未解之谜。已有四说 :托名、施惠、郭勋或郭之门人、《靖康稗史》编者 ,俱非定论。试把“托名说”与“《靖康稗史》编者说”结合起来 ,立见谜底 :施耐庵是元末书商在编好《宋江》之后追求名人效应的产物 ,借用了《靖康稗史》编者的托名“耐庵”。以施为姓 ,暗示其以耐庵名号为旗帜 ,施编纂者名义予耐庵的意思。     

南宋诗评家时少章考论

时少章是生活于南宋宁宗、理宗时期的一位诗评家。他看重诗品与人品、创作和时代的关系 ;从拯救民族危亡的高度出发 ,推崇盛唐诗风 ,抑制晚唐习气 ;注重师承 ,更强调独创 ;一方面激赏盛唐诗 ,但也不排斥中晚唐诗中那些清新流丽之作 ,表现了博大的胸襟和持论的公允。     

瓯北推重元遗山原因探考

“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赵翼,在其遴选严苛的《瓯北诗话》中,将少数民族诗人元好问纳入其中,体现出集史家、学者、文人于一身的作者独到的美学眼光,在元好问诗歌传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瓯北推重元好问的原因,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客观上：一是一直受到正统文派排斥的辽金诗文,在清代得到前所未有的普遍重视,甚至封建帝王亦厕身其中;二是交往圈的影响,瓯北朋友翁方纲对遗山诗艺术风格把握独到,恩师汪由敦亦倾心遗山诗。主观上：一是元、赵二人,对史学研究有着共同的喜好;二是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们都能避开前人套路,吸收历代诗家之长,成就个人之风格,并自觉承担起诗家之责;三是瓯北在诗歌创作主张与取材方面,与遗山颇多相似之处,且他们都有学杜之倾向。     

朱德与抗战初期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及时实现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抵御日本侵略,坚持、发展和夺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朱德作为八路军前方最高军事首长和中央军委前方分会主要负责人,在不断提高自身认识的基础上,大力促进党内、军内的思想统一,不失时机地部署八路军实施以山西为中心的战略展开,直接指挥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为抗战初期党的军事战略的成功转变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载“诗说”的诠释特色

张载《诗说》的研究现状与其学术价值极不相称,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张载《诗说》以“置心平易,以意逆志”为诠释理念,这在他的三大《诗》论中有充分的体现;以顺天、尊君为诠释内容,这在他说“顺帝之则”、说文王必敬事商纣、说后稷之生中有充分的体现。在诠释方法上,以诗、《易》、“气”说《诗》,此则张载《诗说》独有;以古礼、情理、文理解《诗》,是宋儒解《诗》的常用方法。张载《诗说》并非皆合《诗》旨,却是时代尊君思潮的反映,故而值得研究;其诠释方法并非全都新颖,但这些“陈旧的方法”却参与了宋代《诗》学的共构,故而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