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岑边塞诗用韵与思想及艺术的关系研究

同为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 ,高适和岑参的边塞诗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存在着差异 ,与此相适应 ,其作品的用韵也各有特点。高适前两次出塞时期的作品多表现生活的阴暗面 ,以“悲壮”为特色 ,但以“悲”为主 ,以“壮”为辅 ,因而在韵脚的选择上主要用阴声韵。第三次出塞时期的作品以歌颂战功和表达豪情为主旋律 ,用阳声韵 ,韵式上基本用偶行韵。而岑参基本上用阳声韵、随韵 ,尤其是其随韵韵式的运用解决了某些表现豪壮风格的作品用阴声韵的矛盾     

在探索“现代”的蹊径上——重论施蛰存

施蛰存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 ,正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演变的历程。施蛰存 17岁开始小说创作 ,一辈子都在探索“现代”的蹊径上艰苦跋涉。施蛰存大胆创新的现代主义小说创作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派小说的第一人 ,他主编的《现代》等多种杂志兼收并蓄的办刊精神 ,使他成为中国期刊第一人。施蛰存终生致力于现代性的追求 ,为世界文学进入中国和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作出很大的贡献。     

钱穆《周濂溪〈通书〉随劄》释义

学者当求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所在,札记体裁高于“论文”体裁,始于经学终于经学而非止于子史之间,即便子史层面亦有以史为子、据子为经之一义,凡此种种,均足以显示钱穆先生治学之一种宗旨与特色。     

道学形成及道学对儒学影响论略

儒学长期局限于训诂与注疏,到唐末、五代时期,已越来越僵化与衰微。两宋时期,求变思潮成为思想界与政治界的主流。政治的改革,学术思想的发展,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最终催化了道学的形成。道学融会佛、道思想,较好地解决了儒学发展中的瓶颈问题,使儒学重新走上了独尊的地位。     

“崇尚眉山之体”——苏轼对元代文学的影响

翁方纲“苏学盛于北”之语，主要指金代，但元代也适用。元代的文学创作颇受苏轼影响，其“影响”表现为互为联系的两个侧面一是苏轼的为人，为学，理论，创作，对元代文学的影响；二是元人对苏轼的推崇。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的教育问题和现代意义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的发现和公布为世人展示了一个崭新的汉初社会。简文中的《史律》集中反映了当时对史、卜、祝的教育、考核、任用制度。先秦时期 ,这些人既有一定的具体的社会职能 ,又担负着思想文化的记录和整理任务 ,是传统文化典籍的创造者和传承者之一 ,汉初 ,虽已有所侧重调整 ,但整体格局未变 ,可以使人看到古代职业教育的片段。反思他们的教育形式和思想 ,对今天的教育改革不无借鉴意义。     

论刘辰翁的小说评点修辞思想--以《世说新语》评点为例

作为小说评点的开山鼻祖,刘辰翁在评点《世说新语》时抓住了小说尤其是语录体小说中人物语言修辞的方方面面。他注意到小说与其他文体在修辞上的不同,并从不同方面表述了言语修辞观或辞令修辞观。刘氏小说评点在修辞学史上的开创意义不容忽视。     

朱熹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思考

朱熹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思考,是其整个理学思想的核心。正确地理解它的含义,有利于我们全面地把握朱子理学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天理"的内涵并不单纯是指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更重要的是指宇宙天地间一切符合事物发展规律性的正向定理;"人欲"决不是指人们的正常的物质欲望和生活欲望,而是指那些违背社会健康发展之内在规律的邪恶的不正当的个人私欲。     

朱敦儒词小议

朱敦儒是两宋之交的著名词人,也是苏辛之间具有继承与开拓之功的过渡性人物。他的词着力书 写主体的自我襟怀。内容可分为忧世之作、人生感悟之作和隐逸之作。艺术风格为清旷飘逸、疏宕明朗和通俗 流畅。     

《段注》与《广韵》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用《广韵》中大量训诂资料,求证《说文》本字本义,纠正今本《说文》的讹误,力图恢复古本《说文》的原貌,同时用历史的眼光审察《广韵》,把《说文》释义与《广韵》释义进行比照,以《说文》本义为主线来贯通《广韵》中的引申义与假借义以及古今词义的差异,纠正《广韵》的释义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