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社的政治化与《经世文编》的编纂

东林党议影响下的晚明文坛,党社一体化成为一个突出的特征。几社以六子起家,初始以举业为标的,进而追求实现经世致用的实学理念,文学成就与政治活动互相声援,形成几社立社之本。《经世文编》的编纂是其政治活动以文学为基础的鲜明体现。     

“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赵树理与施蛰存文艺观比较谈

赵树理与施蛰存虽然看来没有什么可比性,但其创作精神,创作方法,艺术旨趣实际有同有异,对其比较,便于认识两人的创作价值.     

红学史上的蔡、胡之争新探——兼说两人的友谊

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胡适围绕《红楼梦》进行的争论是中国近现代学术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新旧学术更迭之际的一场必然交锋。蔡元培虽然失利,但其红学研究自有个人的特色和贡献,对之应当给予全面、客观的评价。这场争论双方参与者的态度和方式也同样值得关注,争论在平等友善、相互沟通的气氛中进行。这是一场具有典范意义的现代学术论争。     

朱熹工夫论的知行关系

朱熹从修己治人的工夫论角度解读原始儒学的《四书》,从而建构了一个不同于汉唐儒学的学术形态,即一种工夫论形态的《四书》学。这种工夫论以知行关系为内在结构,并构成儒家所特有的“精神—实践”的把握世界的方式。     

戴震与朱熹之分歧的学理辨析

时下学界批评戴震而为朱熹辩护的观点值得质疑,从学理上看,戴震学说与朱熹理学有着根本分歧。朱熹把皇权专制社会的统治秩序神化为先于物质世界而存在的精神本体,构建了一套以先验的“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并以此来规范现实世界和现实的人性;戴震则从社会发展和人性发展的内在要求来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向往建立一个“人人欲得遂,情得达”的真正道德之盛的理想社会。这种分歧贯穿于两种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     

论清政府对《警世钟》的查禁

清季,政府强化了对各类“违禁”书刊的检查,对宣传革命类书刊的查禁尤为严厉,其中对《警世钟》的查禁是清廷在“《苏报》案”外制造的又一暴行。通过与上海租界当局的联合行动,清政府查禁了售卖该书的启文、时中、镜今、东大陆书社,收缴了书籍,抓捕了各书社的经理人。《警世钟》案的查禁与处理,大致呈现这样几个特点:列强与清政府联合进行查禁;案件的处理比较缓和,涉案范围较窄;案件的审判受到西方法律制度的影响。案件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国内的书报界对此案态度多不一致,有的支持政府的严禁政策,但更多的却是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     

茅盾历史小说和施蛰存历史小说之比较

茅盾和施蛰存以古事为题材的历史小说,以运用大量的心理活动作为支撑文体的骨干,从而形成了一种文体独特的历史小说。茅盾着重于人物心理活动的隐秘性,施蛰存则侧重于人物的爱欲心理,甚至是畸形变态的性爱描写。他们对小说文体形式不同的审美追求,形成了不同的创作风格,在人物心理分析运用方面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极为不同的地方。历史小说创作在他们整个文学生涯中占有重要和特殊的地位,也代表了作家努力探索新题材、新形式的不懈追求。     

简论朱元璋的“三教”思想及政策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三教”思想及政策,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用性。不但较好解决了明代的宗教问题,而且也为后来社会解决宗教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史湘云悲剧的真相

史湘云嫁的卫若兰是一个“才貌仙郎”,婚后不久卫若兰失去男子性能。湘云与不能行丈夫之道的若兰白头到老,行演着薄命女儿的悲剧。     

试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

《世说新语》历来被视为表现“魏晋风度”的杰出范本，为我们提供了认识那个时代历史、政治、文学、风尚的珍贵材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世说新语》文本获得的巨大成功与其所采用的富有创造性的艺术手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世说新语》的体例、人物塑造手法和语言运用三个方面加以论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