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在俄罗斯——献给中俄文化年

中国的儒家文化传播俄罗斯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儒学典籍的译介则自东正教来华始,尔后俄罗斯汉学家一批批精研儒学,蔚为大观。儒学,现在已成为俄罗斯“中国学”的显学。     

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李欧梵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视野

海外华人学者李欧梵的学术心路,包含了一种交杂与碰撞的"边缘人"意味与"徘徊性"情结。由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边缘"获得一种"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世界视野,这种文化取向上的相对性,为李欧梵的批评实践带来比较眼界与灵动气象。对"传统/现代"问题的思考,集中显现出李欧梵的现代性情结。李欧梵的科际眼光、反省思想、边缘观念与徘徊意识,使其批评理论具备了中西、传统现代等学术领域的"互文性"特征;徘徊作为一种后现代性的学术策略,其方法论意义正日益凸显。     

梁启超国学教育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梁启超从塑造国民的角度提出国学教育思想。他的国民塑造主要包括德育和科学素质教育。梁启超找到了西学与国学相通性的部分"道德"和"科学",并确立了国学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他的国学教育思想为当前解决如何避免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构建成他者,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构建一种普遍性意义的中国文化主体等问题提供了思考。     

汉学主义的“超越”与“内在超越”——余英时和列文森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比较

西方汉学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有着类似于赛义德使用的“东方主义”的“汉学主义”的特征,这种特征有时表现得非常隐蔽。将列文森和余英时这一中一西两位学者对中国思想文化研究进行比较,发现“汉学主义”对他们学术研究的影响,及他们自身对所处“汉学主义”环境的“内在超越”和“超越”。     

预流、立场与方法——追寻文史研究的新视野

通过对学术史的回顾,本文讨论当下中国文史学界,可以如何通过改变研究视野、研究立场以及研究方法,来开拓传统文史研究的新局面。作者尝试提出:第一,从周边看中国,可以改变过去以自我为中心想象天下的时代和以西方为唯一镜子的时代的中国自我认识;第二,通过对海外中国学的批评和研究,了解他们与中国本土研究者在方法和思路上的差异,可以明确中国文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自觉立场;第三,提倡交错的文化史研究,可以避免研究领域和研究资料的偏狭。以上构想,也许可以拓展文史研究的新视野,追寻中国文化和历史研究的新资料、新方法和新典范。     

西方早期汉学试析

17-18世纪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在学术史上属于早期汉学时期.西方早期汉学大致可以1688年为界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以利玛窦为首的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儒生的帮助下,研习文化典籍,体察风俗习惯,使早期汉学一开始就处在较高的起点上.第二阶段,由于一系列的原因,早期汉学转入法国中心.西方的早期汉学为19世纪以后现代成熟的汉学搜集了多方面的原始资料,奠定了基本的研究领域.     

袁枚对汉学的批评

汉学是清代乾嘉时期的显学，袁枚批评汉学具有反潮流的意义，其批评汉学是从推崇“文章”的角度出发的，主要表现在质疑“六经”、揭露汉学之弊、指斥汉儒乃“小人之儒”等方面。     

批评今文经学派——刘师培在四川国学院

近世著名国学大师刘师培于1911年9月随端方入蜀，1912年元月受聘于四川国学院任副院长，同时主讲于四川国学学校，至1913年夏离蜀。他在蜀中为时甚短，但学术成果颇丰，讲学的影响尤为深远。他的治学途径与方法基本上属于古文经学派，却超越了门户之见，体现一种纯粹的学术追求，并对以廖平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评。这为四川学界带来了新的学术风尚，活跃了四川学术，使蜀学丕变，大大促进了四川国学运动的发展。     

傅飞岚《二十四治和早期天师道的空间与科仪结构》书后

本文介绍和分析法国汉学家傅飞岚先生一篇探讨早期道教空间和科仪结构的文章,用回到具体的空间并追溯文献的办法,可以看到汉学家的研究过程、发现不足和新的可供研究的问题。从这篇道教研究的文章中也可以窥见力图以道教研究展示法国汉学研究的学理和过程。     

汉学或“汉学主义”

广义的汉学与其说是一门学问或知识体系 ,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 ,包括虚构与想象 ,协调知识与权力。狭义的汉学学科的意识形态倾向被掩蔽在学科理论假设与建制中 ,隐秘而不易察觉。“中国研究”出现 ,汉学进入后学科阶段 ,从冷战意识形态到中国威胁论 ,汉学的汉学主义贯穿始终。汉学主义批判触发的知识合法性危机 ,威胁到汉学学科与中国目前的汉学译介研究 ,后者的“自我汉学化”可能在无意识中助成的“学术殖民” ,从一个侧面使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建设陷入虚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