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团体的三个面向与社会管理职能的发挥

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各项职能,对于创新社会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社会团体为例,它在社会管理领域的主要职能来源于三个面向,即:面向会员———规范会员行为,促进行业自律;面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促进资源整合配置;面向政府和其他团体———促进利益协商与对话,参与公共决策。在此过程中,社会团体对于激发社会活力、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为促进社会团体的发展,调整政府与社会团体的关系、加大政策和资金的扶持力度是十分必要的。     

社会转型与少数民族价值观变迁:以西南地区为例

从西南少数民族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其生活环境相对封闭,从而对少数民族成员的自我与他者认同构成了影响,形成特定的制度体系、交往体系和价值体系。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推进,少数民族的价值观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在价值主体、价值运行以及身份认知三个层次上,它们共同促进了少数民族的认同序列重构。     

当代中国哲学的叙述脉络与融通取向

当代中国哲学是由传统的中国哲学、东传的西方哲学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共同构成的,在学科形态上亦划分为中哲、西哲和马哲等三大领域。这三种形式的哲学在近百年的传衍、流变和转折过程之中,走过了不同的道路,形成了不同的叙述脉络和话语模式,因而各自间也壁关重重、差异甚大,甚至存在着自说自话、"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形。在全球化日益扩展的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大国地位的日渐显豁,当代中国文化之身份的明晰性也更加引人关注,一个统一的中国哲学的确立成为时代的呼唤。如何打破中、西、马之间的壁垒,建设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体现哲学特有的普遍精神而又蕴含了百年中国之独特经验的新哲学体系,就成为当前所面临的急迫任务。     

政府偏好与制度起源:以1950年代后的收容遣送政策为例

尽管学术文献里没有给出政府偏好的恰当定义,但它的确是解释中国制度变迁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运用制度学派的有关制度变迁理论,对收容遣送制度起源的历史作出政治学的解释,可以认为,巩固政权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双重压力,都对政府治理城市秩序的偏好产生了重大影响。1950年代以后的收容遣送政策及其实践,为考察政府偏好与制度设计之间的关联提供了生动的素材。     

社会进步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看中国模式的生成逻辑

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包含着一个关于社会进步与社会秩序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的理论说明:(1)社会进步的路径有其规律可循,同时社会进步的具体展开过程又是开放性的。(2)人的尺度、物的尺度和人与物相统一的尺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三个基本尺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衡量社会进步由其主导性尺度,同时尺度又是多样性的;不同种类、层级的进步尺度之间既可能是和谐兼顾的,又可能是矛盾冲突的,而且和谐兼顾与矛盾冲突往往相互交织。(3)社会进步的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之间的复杂关系,折射出社会进步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社会进步对社会秩序的作用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既有积极的重塑作用,又有消极的破坏作用,而且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往往相互交织。(4)不但社会进步的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存在复杂的关系,对这两个评价尺度的评价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于尺度本身的评价,既要处理好现实评价与理想评价的关系,又要处理好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的关系。这个理论说明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模式的内在生成逻辑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联合国改革努力的历史发展

联合国改革长期以来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为了理解这一进程的未来走向,有必要清醒地认识它所经历的历史发展.联合国改革涉及组织结构、管理程序以及宪制安排三个方面,涵盖国际安全以及经济和社会问题两个主要领域,反映出各国在这些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和观点.联合国改革努力的不同规划表明,在这些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仍然困难重重.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及给我们的启示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曾经是墨西哥的第一大党,执政达71年之久,在2000年的选举中为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和绿色生态党组成的变革联盟所取代。一个执政党,其地位的稳固取决于它的社会基础,而能否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则取决于它动员和控制社会的能力。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兴衰成败的经验表明,作为一个执政党,只有具备形成和增强意识形态凝聚力的能力,具备进行制度创新、较好地实施政策调控以及协调和聚合社会多种利益的能力,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变迁的经济学分析——从城乡义务教育发展不平衡角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多次发生了变化,对义务教育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但该体制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城市和农村关系失衡。在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变迁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城市和农村关系失衡的方法。     

新中国60年中国共产党执政成本升高的合理性因素分析——基于制度转轨的考量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本尤其是经济成本不断升高,这里面既有合理性因素的增长又有不合理因素的增长。但是学者们往往过多地关注于不合理因素的增长,对于合理性因素的增长的分析很少涉及。分析执政成本升高,不看到其升高的客观性、合理性、必然性,只去分析其不合理构成和不合理因素,不是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就难免有失偏颇。如果能从制度转轨导致执政成本升高的合理性因素分析入手,则会对执政成本升高的原因得出更为全面客观的诠释。     

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立法研究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婚姻家庭观念的变迁和财产关系的复杂化,2001年《婚姻法》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夫妻约定财产制,但这一制度在立法上仍存在缺陷,有待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