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竑小学研究的文化解读——论《俗书刊误》的成就与失误

焦弦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他在小学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其编撰的《俗书刊误》是一部辨正字书，其中包含了焦竑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一些思想和成就。结合此书，论述了焦竑小学方面的成就与失误。     

邓小平理论“三进”必须把握的几个关键

邓小平理论"三进"工作的核心是进头脑,要实现进头脑,针对学生实际,必须把握好几个关键,即必须让学生弄清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必须让学生正确认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必须让学生充分认识邓小平理论的实践功效,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的巨大变化,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人民生活巨大改善的事实说话.要明确"三进"工作的新要求,把邓小平理论"三进"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三进"紧密地结合起来,把"三进"工作和学习、贯彻科学的发展观有机地统一起来.适应新形势,总结新经验,努力探索,与时俱进,使"三进"工作取得新的更大的成效.     

法家对刑名之学的批判继承

为了辨析刑名之学与名家之关系的基础上法家对刑名之学的批判继承的不同方面,采用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以及分析对比的方法给以论证。名家分为实用名学和理论名学两部分,对法家发生影响的是前者,而后者则正是法家所坚决排斥的。实用名学中的名实关系、刑名之学对法律条文的规定及其经验教训和孔子的正名学说,都给法家提供了构建社会和制定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日本"京学派"神道叙事中的朱子学

日本“京学派”的工作,除了回应政治秩序的要求外,复与神道意识形态的确立密不可分。朱子学无论是充当排佛力量还是神道附庸,它的道具底色,在整个德川时期都从未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由此也可以看出日本何以不可能有纯粹的朱子学者,以及日本之所以走向民族主义膨胀之路是一种文化必然。     

南高史地学派引论（下）

南高史地研究会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一个以在校学生为主体的学术社团,实行导师制,主要的导师为柳诒徵和竺可桢;会员中的骨干为陈训慈、张其昀、缪凤林、郑鹤声、向达和刘扌炎藜等人。上述诸人因为学术旨趣相近,在史地研究会及其会刊《史地学报》停止活动后,另行活动,最终形成了现代学术史上与学衡派有紧密关系的南高史地学派。     

袁宗道与晚明禅宗和净土宗

以佛教义理阐释儒学,是晚明人文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作为其中的重要一员,袁宗道因为生死问题接触佛教,而后潜心禅宗,以禅学诠释儒学;又和袁宏道一起大力推行净土,提倡念佛法门。袁宗道为纠正禅宗之弊和推动净土在晚明的展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江湖派研究中的疑误举例

对南宋江湖诗派的认识 ,一直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其中文本的完整程度与正确与否是最为基础的问题。此文从江湖诗集的文本和江湖诗人的生平事迹及姓名字号等方面 ,列举并辨析了以往存在的若干错误。     

论晁冲之的诗歌

晁冲之的诗歌,反映了其自身性情及人生观,他的诗歌有着自由飞腾的想象、豪迈不羁的风格、顿挫超致的手法,不似宋调,反近唐音。他在江西诗派中具有特殊性。     

20世纪桐城派研究述评

20世纪桐城派研究以其学术范型的转换和自身相对完整的阶段性为依据,可分为四个时期:世纪初前20年为承续期,三四十年代为进展期,新中国成立后至7O年代末为低落期,8O年代以来为复兴与繁荣期。20世纪的桐城派研究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憾,爬梳清理这一事实,对认识新世纪桐城派研究的新起点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