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城乡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研究

基于1978—2011年数据对新疆农村和城市居民的消费拉动力进行测算,并引用傅里叶无边界方程,对农村居民劳动力问题提出本地化就业的基本思路,以此拉动收入水平提高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在前人文献的基础上,引入系统科学的方法论,以人本视角为主线,探究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分析指出,居民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较大,提升新疆产业的合理化布局,把握就业人本化,是提高新疆劳动力收入水平的必备条件。     

毛泽东民生思想探析

毛泽东一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民生的概念,但在毛泽东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民生思想,其中国家的独立和解放是改善民生、造福民生的基本政治前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民生思想的核心;大力发展经济为改善民生、造福民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发展社会事业是改善民生、造福民生的重要举措。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始终关注民生、改善民生,这对现阶段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有着重要启示。     

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及其中国化何以可能——基于“中国梦”人民幸福内涵的理论渊源及实践价值视角

关于"中国梦"人民幸福内涵的历史渊源及实践价值研究,必然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存在依据和理论形态等问题。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何以可能?这一追问实际包含了两个问题:第一,在实际上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其是否具有合理性。它与现在我们在非严格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幸福观"是否应该有所区别。第二,中国革命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这一命题所指称的过程是否真正发生过。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本来面目和本质特性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知和评价问题上的根本态度与根本观点,应该包括马克思的伦理幸福观、哲学幸福观和人民的现实幸福论。哲学幸福观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居于核心地位,幸福本质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的核心内容。幸福首先是一个关于人的本体论问题,不能仅以道德来界定幸福的内涵。实践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产生的母体,将唯心主义的幸福观改造成实践唯物主义的幸福观,将幸福感作为成功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和必要环节。人民的现实幸福论是马克思的幸福本质论革命的主要成果和标志,从关注现实人的幸福本身转向探求人民的现实幸福实现的途径和条件,经历了从劳动幸福观到实践幸福观的过渡。"人民的现实幸福论"具体化、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路径,"中国特色"人民的现实幸福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幸福理论的基本存在形态及表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核心内容。"中国梦"蕴含的"人民幸福"思想的理论创新则是"人民幸福本位"思想的不断深化和大众化。     

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看毛泽东的文革心路

认真研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13册）,便不难发现,从1966年5月到1976年9月,毛泽东的文革心路大体经历发动文化大革命、结束文化大革命和捍卫文化大革命三个阶段.前后长达10多年,毛泽东最终不仅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达到“天下大治”,反而以捍卫文化大革命走到生命终点.究其根源,是毛泽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所致.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下林农合作组织收入分析——以江西为例

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虽然林农林地经营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但林地的分散化使得林业经营的规模效应下降。江西是林权改革的试点省份,共有94个示范性林农合作组织。依据从这些组织获得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的结果显示：林农合作组织的规模、林权改革制度和林农经营范围对合作组织的收入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政府应鼓励林农合作组织进行规模扩张,给予合作组织资金和财政上的支持,为多种合作组织模式创造良好环境,加强对合作组织的内部管理,为合作组织向下游产业发展提供支持。     

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困境”现象探析——来自湖北T合作社的个案

近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推进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变革的载体发展迅猛。但是实践中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往往与合作社原则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从而面临＂规范困境＂。通过对湖北T合作社的田野考察,将合作社置于行动主体的地位,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去理解现代农业发展背景下合作社与多个利益主体的关系,分析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行动构建区域社会地缘关系网络,权力关系网络、市场关系网络,并从中获取资源。同时这种网络对合作社的进一步行动形成制约,产业发展空间、农户行为特征、组织对市场的替代能力将是合作社突破＂规范困境＂的关键所在。     

试论老子的生态智慧及其现代启示

老子的生态哲学思想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道生万物”物无贵贱的万物平等观、“道法自然”的生态规律观以及“自然无为”的生态实践观。它告诫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应该改变传统的以人为中心、把自然看成人的依附物的观念,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放弃为追求利益和效率最大化对自然进行随心所欲的改造的做法,加强对技术以及人的私心、贪心的道德约束,建立平等、和谐的生态环境。     

《唐物语》中的王昭君故事在日本的演变

王昭君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日本古典文学史中也广为演绎和流传。成书于平安时代末期的《唐物语》第二十五篇就是王昭君故事在日本演变的产物。昭君故事中最核心的要素当属"画工曲笔",这一要素在《唐物语》中也有所体现。但是,在画工曲笔的契机和缘由,帝王与昭君及后宫嫔妃间感情纠葛的细腻描摹,以及昭君悲剧产生的根源等三个方面与中国原著的焦点截然不同。王昭君故事在日本的演变反映了日本天皇与后宫关系与中国的迥异。它融入了浓郁的日本本土文化色彩,为我们体悟两国风土人情的差异、把握日本文化提供了一种借鉴和思考。     

非理性社会舆论下司法正义的实现——由“夏俊峰案”引发的思考

"夏俊峰案"引发了大规模的非理性社会舆论。这既是传统法律制度与现代法治观念冲突所致,也与当前民众日益增强的维权意识和脆弱的司法权威有密切关系。非理性舆论作为社会舆论的一种,是公民言论自由的表达,在某种程度上能促使司法机关更加审慎的对待案件,保障司法公正;但亦存在着干扰司法独立、侵蚀司法权威等诸多消极影响。恪守司法独立理性审判、扩大审判的公开性保障民众知情权、加强判决的说理性以理服人、加强司法机关自身的建设是在非理性社会舆论环境下实现司法正义的必要措施。     

承前启后之共和国初年的高师改造

新中国成立之初,基于现实的需要和历史的经验教训,主张发展教育、师资先行,特别是高师教育最为重要,故而在各大行政区各设立一所师范大学,这与近代教育先贤苦苦推行的"高师教育分区制"暗合,同时还提出地方上也应建立师范教育机关。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的计划,在"院系调整"中,不仅撤销了大学教育学院,还撤销了部分普通大学,着力改建师范学院。经此改革,高师教育也结束了此前动荡的前五十年史,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但旧有观念和认识的消退,绝非朝夕之事,社会舆论包括学界仍旧怀疑是否需要独立的高师教育,教育部对此持开放态度,让双方相互辩论,结果真理越辩越明——中国需要独立的高师教育,由此获得了稳定的后五十年史,直到新世纪前夕教育体制改革,变更了师资培养的方式。立国之初的改革,可谓承前启后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