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实践智慧”:技术发展模式的比较

中国传统哲学的"道"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有某些共同之处,同时也有根本差别。比较两者的共性与差别,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和西方技术发展的不同模式,而且对处理当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有重要启发意义。"实践智慧"立足于西方文化传统,对于逻辑思维是非常有益的补充。而"道"的观念则提供了控制技术发展后果的另一种思路,具有更大的启发性。这一思路通过与"实践智慧"相互补充,将有助于引导技术走向和谐的发展模式。     

田园躬耕中的历史想象——论陶渊明的田园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体物之妙,触物肖形,都成绝境,其诗中兼具画工和化工之境界。细究其然,首先,在于陶氏田园躬耕中真切的情感体验;其次,在田园躬耕中儒道交融而又自成境界,超越门户之见,兼容儒道,最终达到一个澄明的境界:万物之妙和诗人胸中之妙的水乳交融;第三,栖息田园,神游太古,使得其诗歌中具有理想和历史的双重意蕴。正是这多重的复式情调,形成"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丰富内蕴,并构成了陶诗迥异于他人的艺术特质。     

拟古:一种非个人化的抒情策略——以陶渊明《拟古》九首、鲍照《拟古》八首为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类不标明确切摹拟对象的拟古诗,陶渊明的《拟古》九首和鲍照《拟古》八首是这类拟古诗的重要代表.陶渊明《拟古》九首在题材、主题、抒写模式上对先行作品多有继承,并且通过时空的推远、角色的虚构、语言和意象上的承袭营造了“似古”的氛围,其浑言“拟古”并非政治上的掩饰,而是体现了将个人经验融入普遍人生境况的努力.鲍照《拟古》八首在“似古”氛围的营造上更为精细、复杂,在语言风格和意象使用上更重“改写”而非承袭,这与南朝诗风巧构形似的变化有关,也与鲍照本人对诗歌“戏剧性”的追求有关.两组《拟古》八首所言之“志”虽有差别,对“往古”的想像也不尽相同,但都表达了诗人超越平庸卑琐现实的渴望,并通过这种“非个人化”的抒情策略完成了某种自我形塑.     

论《庄子》的生命自由观及其启示

《庄子》与《老子》同是道家重要的文献,但《庄子》对《老子》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庄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是追求生命自由的精神境界。其中,“道”是追求生命自由的最基本的范畴;“安命无为”是追求生命自由的理想手段;“逍遥而游”是追求生命自由的最高心灵境界;“万物齐一”是追求生命自由的必然世界观;“真人”是追求生命自由的终极目标。《庄子》追求生命自由精神境界的思维方式对于现代人仍有借鉴意义。     

论陶渊明的“诗圣”之名

中国古人曾以"诗圣"之名称许曹植、陶潜、李白、杜甫。而清末以来,"诗圣就是杜甫"的观点似乎成为不刊之论了。评判"诗圣",究竟是以诗歌艺术价值为标准,还是以诗歌的道德教化为标准,这是应该澄清和解决的学术问题。我们认为,评判"诗圣"的首要标准是诗歌的艺术价值,其次是诗歌弘扬圣贤先达思想,以及善化人心、教化社会的功效。在数千年的诗史上,"诗圣"不止一人,"中国诗圣"当为集合名词。从诗道、守训、弘儒、入圣四个层面论证陶潜的"诗圣"之名,并认为,陶渊明堪为中国首席诗圣。     

道、学、术:道教史研究的新视角

术、学和道的双向互动关系是道家演变和道教产生、发展的内在实质和动力,其中,术与道的双向互动关系更加重要。以道统术,以术得道,是道家、道教思想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力。据此可以解决道教史研究中如何处理道家与道教的关系、道教与科学的关系、道教究竟是不是宗教、道教史的分期等问题,并可以借此整合道教思想的外史和内史的研究。     

中国传统哲学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中国传统哲学博大精深、内容极为丰富 ,它有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理论形态、价值取向、精神意境和语言风格。我们哲学思维的个性 ,也就是我们哲学理论的价值。我们的哲学并不仅仅是我们的 ,它也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在对待中国哲学的问题上 ,总有许多人为的框框限制我们的思想。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就应该从中国的历史情况和特有的文化形态出发 ,按照中国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中国的哲学传统 ,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中国的哲学精神 ,理解中国哲学的特有价值。中国哲学的价值 ,主要就在于思维的独特风格和理论的特有意境。发扬中国哲学的传统 ,认识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     

试论庄子的“道”与技术观

庄子的技术观要求技术的发展一定要合乎"道",通过深刻体悟"道"的真髓,来遏制技术的负面影响。庄子所持的技术观并未与伦理道德学说明晰地区分开,技术活动的目的固然在于求"真"———探索自然奥秘,了解和适应客观规律,更在于求"善"———追求道德觉悟,体悟"道"的精髓。庄子以"道"来反观技术,这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观,一种伦理观,它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技术的发展。     

本虚而实——儒家教化理念的立身之所李景林

作为文化精神核心的教化理念或教化之道,有"虚"与"实"两个特点。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乃伴随着"政"与"教"的解构,使教化之道由政治的事务逐渐转变为一种社会的、与人的个体内在生活相关的精神的事务,真正发挥出其"本虚而实"的作用。"心性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精神之"教养的本原",现代以来亦经历了一系列与现实政治事务解构的过程。但中国现代的文化状况,其病在于有"解构"而乏"建构"。儒学"以身体道"群体的失落,心性儒学之"道问学"层面的退居学院化、知识化一端,"后革命"时代主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性之"实"的教化方式的被边缘化,导致了切合民众生活之文化自觉和整合功能的缺失。返归历史文化本原以建立核心的教化理念和文化整合认同的超越性价值基础,已是势所必然。对中国经济崛起在文化发展方面的要求,中国学人应有足够的理论和文化上的积累与准备。     

苏轼"和陶诗"艺术风格论略

苏轼"和陶诗"问世以来,诗评家对其艺术成就褒贬不一。其实,苏轼"和陶诗"的创作,并未脱离现实生活,是作者在特殊境遇下,借陶渊明之酒杯,浇自我之块垒,是借鉴古人成功的艺术形式来抒发自我对现实的强烈感受,并在学习陶诗的艺术风格中,融入自我独特的风格。"和陶诗"体现了苏轼晚年的艺术追求倾向,与早年那些生机勃然的诗歌相比,"和陶诗"呈现一种跳动的闲淡、一种朴茂之美,诗风平淡自然,感情真笃充沛;超然淡泊,意与境合;托物言志,意在言外;写景传神,时见佳句。苏轼的"和陶诗"没有等同陶诗,而是自具本色。